龙姐姐的书真是让人视野大开。
民主制度中，多数一样可以欺压少数。
捷克，作为一个新兴的民主国家，却可以投票决定修一堵禁止吉普赛人越界的墙，公开歧视属于少数的吉普赛人。
难道人总是对异于自己的事物感到害怕，产生排斥心理吗？
因为人总是需要别人的认同，所以难以容忍“不像”自己的人，因为“不像”自己的人不会认同自己。
人也需要自我的认同，久而久之，潜意识的就总是拿自己的一套框框去套别人，套得进去的，就拉拢，套不进去的，就排斥，甚至屠杀。
莫非这是人类的天性？或者动物本性？那么真是可悲，人类经历了这么久，积累了几千年的文化，还是难以和动物撇清关系。
种族主义，民族主义，爱国主义，这些到底是人类文明的产物，还是动物本性套了件漂亮的外套？
尊重差异是多么重要。
你信仰什么，遵守什么，我都尊重你，但是这并不强迫我接受你信仰的，接受你遵守的。
我可以保持我的信仰，我的规则。
我尊重的是你选择的自由，你作为"人"的权利。否则，我做的一切，前提不过都是把你当作"动物"对待。
Wednesday, April 29, 2009
Tuesday, April 28, 2009
尊重谁的文化差异 -- 龙应台
这篇文章在四日二日由德文的法兰克福汇报（ＦＡＺ）副刊作特稿发 表。文章中至少透露了这样一点：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支持威权主义，不是所有的西方人都信仰自由主义。所谓文化差异已经不能够沿着传统的文 化区域分隔去切割。看起来是甲文化与乙文化的差异，往往同时是甲文化或乙文化内部也有的重大分歧，做文化对比时不能不慎重。文章虽是与欧 洲人的辩诘对话，或许对中文读者也提供一个不同的视野。
今年三四月间联合国的人权大会里，欧洲联盟不再和以往一样对中国的人权状况大加抨击，是北京的一次外交胜利。我在想，欧洲政治人物是否已经开始接受一种说辞：“我们中国人和你们不一样，所以别用你们的标准来批评我们。”
中国人不一样
中国人究竟有多么不一样？加州学者张隆溪曾经用了一个例子：小说家博尔赫斯为了彰显中国人民的“不一样”，说他在一部百科全书里读到中国人对“动物”是这样进行分类的：
一、属于天子的动物，二、经过防腐处理的动物，三、已经驯服的，四、乳猪，五、会尖叫的，六、寓言动物，七、无主的狗，八、属于此类的……十一、用骆驼细毛可画出的，十二、以此类推，十三、打翻了水瓶的，十四、远观貌似苍蝇的。博尔赫斯当然是天花乱坠，旨在嘲弄，但傅科却正经八百地去解读博尔赫斯的玩笑。他说，中国人这种“不一样”的思维方式显示出“在地球的另一端有一个文化，这个文化专注于空间秩序；对于事物的复杂性的理解，以我们的归类思维方式，与他们是完全无法进行命名、讨论、思考的。”
中国人的“非逻辑”思维在中国哲学家圈内也是一个争论已久的题目；梁漱溟就曾经强调过中国人重玄学的直观思维。但是博尔赫斯的“百科全书”如此荒诞而竟有人上当，表示“中国人不一样”这个认定在欧洲是如何的根深蒂固。这种认定在欧洲的通俗文化里也非常普遍。
德国南部有个旅游景点， 叫“欧洲乐园” ，有“小意大利”、“小瑞士”、“小法国”等等。每个小国里都有鲜花怒放的庭园、雅致的小桥流水。带着民族风味的房子漆着明亮的彩色、童话中的公主和小矮人随着甜美的音乐向游客微笑、点头。
乐园中唯一不属于欧洲的国度叫做“巴塔维亚之屋”（巴塔维亚是雅加达旧称）。这个亚洲小国嘛，就在一个乌七八黑的水流甬道里，阴森森的。游客坐在小船上，看见的是头戴斗笠、蓄山羊胡的腊制中国人，怪模怪样的亭台楼阁；鳄鱼埋伏水中，长蛇盘身树干对游人丝丝吐信。失火的房子里，一个黄种人强盗高举着尖刀正追杀一个嘶喊的妇女。
“欧洲乐园”所推出的亚洲图像使我想起英国作家德昆西的名著“一个鸦片鬼的忏悔”。“忏悔”中当年最脍炙人口的段落是他对自己梦魇的描述。德昆西的梦魇有一个不断重复浮现的主题： “属于亚洲的种种最恐怖的酷刑和意象。 ”譬如“在中国或印度最常见的热带动物——飞禽猛兽、爬虫、奇花异木”，都以最可怕的形象出现。鳄鱼追咬不放，他逃进“一间中国房子里，里面藤制桌椅的脚突然活起来；鳄鱼那令人恶心的头和邪恶的眼盯着我看。”当他的孩子被他吵醒，他看见孩子“天真”的、“属于人类”的脸庞时，不禁泪下。
“欧洲乐园”所反映的不过是德昆西对欧亚文化差异成见的翻版——欧洲是光明的、理性的、愉悦无邪而安全的，亚洲却是阴森的、非理性的、神秘诡异而危险的。可叹的是，从德昆西到“欧洲乐园”，人类已经走了一百五十年的时光！欧洲人固执地继续相信“中国人不一样”当然有许多复杂的原因，其中之一可能是人们对异国风情有一种自然的向往；神秘而又危险的异国风情较之一般的异国风情又更有刺激性。没有了阴森恐怖的“巴塔维亚之屋”，“欧洲乐园”岂不太无聊了？
两极化的东西文化
中国人对西方人自然也有难以打破的成见。在义和团的年代，许许多多的中国农民深信传教士会拐骗小孩，然后在教堂地窖里挖出小孩的眼珠。到一百年后的今天，仍旧有不少人相信中国人和西方人从人性基本上就完全不同。１９９７年１１月的上海某大报就刊了这么一篇文章：
“中国人深谙兵法，但祟尚和平；我们参战是出于自卫，洋人则爱挑 衅、好杀戮及侵略。
中国人出口他们认为最好的东西；洋人则出口最能获利的东西。
中国人的疆界由民族融合而定；洋人疆界倚靠刺刀和马靴。
中国人讲义，洋人讲利。
中国人教导子女知足，洋人教导子女要求更多。”
黑白二分，简化到这个程度的思考在这里是无需评论的，但是同样简约制式的思考方式却也同时是许多亚洲领袖津津乐道的所谓“亚洲价值”的基础。在“亚洲价值”的架构里，中国文化，一言以蔽之，就是一个群体文化，而西方文化，一言以蔽之，就是一个个人文化。人权观念与个人主义是分不开的，因此它是西方所特有的财产，不属中国传统。结论就是：不能将现代西方的人权标准求诸中国。对中国要求人权的，若是中国人，就是卖国叛徒；若是西方人，就是殖民主义者。这种推论法不仅只是中国的民族主义者爱用，西方许多自诩进步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所谓“文化相对论者”，也坚持这样的观点。
这样的观点有两个基本问题。首先，个人主义或者人权观念属不属于中国传统，和应不应该在中国推行人权丝毫没有逻辑上的必然关系。马克思主义显然不属于中国传统，却在中国运行了半个世纪之久。女人缠足显然属于中国传统，却被中国人摈弃了半个世纪以上。所谓传统，不是固定的既成事实，而是不断的突破发生。
第二个问题是，对文化的简化就是对文化的扭曲。中国文化在时间上绵延３０００多年，在空间上横越高山大海，在组织上蕴涵数不清的民族，在思想上包容百家学说，还不去提种种巨大的外来影响，譬如佛教。“一言以蔽之”地断言中国传统中没有个人主义，就是完全无视于与儒家并列的种种思想流派，譬如极重个人自由解放的道家。即便是儒家思想本身，又何尝不是一个充满辨证质疑、不断推翻重建的过程？
西方文化发展形成的复杂，同样抗拒着任何“一言以蔽之”的简化。你说个人主义或自由主义是西方文化的胎记？哪一个时期的西方文化？文艺复兴前或文艺复兴后？启蒙运动前或启蒙运动后？你说人权观念属于西方传统？法国大革命前或法国大革命后？个人、自由、人权，在西方文化里也是经过长期的辨证和实验才发展出来的东西，不是他们“固有”的财产。
文化，根本没有“固有”这回事。它绝不是一幅死的挂在墙上已完成的画——油墨已干，不容任何增添涂改。文化是一条活生生的、浩浩荡荡的大江大河，里头主流、支流、逆流、漩涡，甚至于决堤的暴涨，彼此不断地激荡冲撞、不断地形成新的河道景观。文化一“固有”，就死了。
当然，把文化简化、两极化，是挺有用的。它能够清楚地分出“非我族类”，而异我之分又满足了人类天性需要的自我定位与安全感。对于统治者而言，它又是一个可以巩固政权的便利工具。步骤一，他按照自己统治所需来定义什么是“民族传统”、“固有文化”。步骤二，将敌对的文化定义为相反的另一极。步骤三，将他所定义的“民族传统”、“固有文化”与“爱国”划上等号。这么一来，任何对他的统治有所质疑的人都成了“叛国者”，他可以轻易地镇压消灭，往往还得到人民的支持，以“爱国”之名。
代表谁的中国人？
文化多元主义的原则是很吸引人的：不同文化之间确实存在差异，而且我们必须尊重别人保持文化差异的意愿。但是在我看来，问题症结不在“尊重”文化差异，而在“认识”真实的文化差异。好吧，“中国人说，人权观念属西方文化，不是中国传统，所以不适用于中国。”在辩论适用不适用之前，有些根本的问题得先搞清楚。
是什么“中国人”提出这种说辞？他们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是中国人的少数还是多数？如果是少数，他们有什么代表性？如果是多数，他们待这样的主张是基于什么样的历史事实、什么样的哲学思考、什么样的动机、什么样的权利？
这些问题不先追究，我们从何知道他们所宣称的“文化差异”是真是伪？如果所谓文化差异根本不能成立，就不必再讨论下去了；文化相对论者也无法置喙其中。假使文化差异是真实的，这个时候，作为一个西方人，他可以考虑究竟该如何看待这个差异，而谨记伏尔泰的名言：“尊重不一定是接受。”作为一个中国人，尤其是一个认识到凡是传统就得面临变迁和挑战的中国人，他很可能决定：这个文化传统压根儿不值得尊重，只值得推翻。谁也不会否认，一整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一个中国传统全盘重估的过程。
但是今天，我们所面对的某些人，从来不曾允许过别人对历史有不同的解释；他们企图在世界上代表所有中国人说话，企图向世界解释什么是中国文化传统，并且要求国际尊重它的文化“差异”，一种由强力定义的文化“差异”。奇不奇怪？
托玛斯曼流亡美国时，记者问他是否怀念德国文化，他答道：“我在哪里，德国文化就在哪里。”他的意思够清楚了：假使硬要一个人来代表德语文化的话，那么那一个人就是他托玛斯曼而不是希特勒。告诉我，哪一个文化相对论者要“尊重”希特勒所宣称的德国文化“差异”？当然，同一个德语文化培育了托玛斯曼也培育了希特勒，但是全盘接受一个由统治者片面定义的文化差异而毫不批判置疑，在我看来不是盲目无知，就是对受压迫者冷酷漠视。
人权观念属不属于中国传统？这个问题和中国人该不该享有现代人权毫不相干。但是在深入探究这个问题时，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就会较清晰地浮现出来，两者都不能以简化或两极化来理解和对比。尊重文化差异，是的，然而必得是真正的文化差异，而不是由统治者为了权力需要所设计出来的伪差异，或者是为了满足观光客而想橡出来的“巴塔维亚之屋”一类的变形差异。
我个人并不担忧异国风情和神秘感的消失；真正的文化差异可以提供足够的空间让想像奔驰、好奇心深掘，而不冒扭曲的危险。扭曲一个文化固然可能点燃有趣的“创造性的误解”，却更可能引爆毁灭性的仇恨。
1998年
今年三四月间联合国的人权大会里，欧洲联盟不再和以往一样对中国的人权状况大加抨击，是北京的一次外交胜利。我在想，欧洲政治人物是否已经开始接受一种说辞：“我们中国人和你们不一样，所以别用你们的标准来批评我们。”
中国人不一样
中国人究竟有多么不一样？加州学者张隆溪曾经用了一个例子：小说家博尔赫斯为了彰显中国人民的“不一样”，说他在一部百科全书里读到中国人对“动物”是这样进行分类的：
一、属于天子的动物，二、经过防腐处理的动物，三、已经驯服的，四、乳猪，五、会尖叫的，六、寓言动物，七、无主的狗，八、属于此类的……十一、用骆驼细毛可画出的，十二、以此类推，十三、打翻了水瓶的，十四、远观貌似苍蝇的。博尔赫斯当然是天花乱坠，旨在嘲弄，但傅科却正经八百地去解读博尔赫斯的玩笑。他说，中国人这种“不一样”的思维方式显示出“在地球的另一端有一个文化，这个文化专注于空间秩序；对于事物的复杂性的理解，以我们的归类思维方式，与他们是完全无法进行命名、讨论、思考的。”
中国人的“非逻辑”思维在中国哲学家圈内也是一个争论已久的题目；梁漱溟就曾经强调过中国人重玄学的直观思维。但是博尔赫斯的“百科全书”如此荒诞而竟有人上当，表示“中国人不一样”这个认定在欧洲是如何的根深蒂固。这种认定在欧洲的通俗文化里也非常普遍。
德国南部有个旅游景点， 叫“欧洲乐园” ，有“小意大利”、“小瑞士”、“小法国”等等。每个小国里都有鲜花怒放的庭园、雅致的小桥流水。带着民族风味的房子漆着明亮的彩色、童话中的公主和小矮人随着甜美的音乐向游客微笑、点头。
乐园中唯一不属于欧洲的国度叫做“巴塔维亚之屋”（巴塔维亚是雅加达旧称）。这个亚洲小国嘛，就在一个乌七八黑的水流甬道里，阴森森的。游客坐在小船上，看见的是头戴斗笠、蓄山羊胡的腊制中国人，怪模怪样的亭台楼阁；鳄鱼埋伏水中，长蛇盘身树干对游人丝丝吐信。失火的房子里，一个黄种人强盗高举着尖刀正追杀一个嘶喊的妇女。
“欧洲乐园”所推出的亚洲图像使我想起英国作家德昆西的名著“一个鸦片鬼的忏悔”。“忏悔”中当年最脍炙人口的段落是他对自己梦魇的描述。德昆西的梦魇有一个不断重复浮现的主题： “属于亚洲的种种最恐怖的酷刑和意象。 ”譬如“在中国或印度最常见的热带动物——飞禽猛兽、爬虫、奇花异木”，都以最可怕的形象出现。鳄鱼追咬不放，他逃进“一间中国房子里，里面藤制桌椅的脚突然活起来；鳄鱼那令人恶心的头和邪恶的眼盯着我看。”当他的孩子被他吵醒，他看见孩子“天真”的、“属于人类”的脸庞时，不禁泪下。
“欧洲乐园”所反映的不过是德昆西对欧亚文化差异成见的翻版——欧洲是光明的、理性的、愉悦无邪而安全的，亚洲却是阴森的、非理性的、神秘诡异而危险的。可叹的是，从德昆西到“欧洲乐园”，人类已经走了一百五十年的时光！欧洲人固执地继续相信“中国人不一样”当然有许多复杂的原因，其中之一可能是人们对异国风情有一种自然的向往；神秘而又危险的异国风情较之一般的异国风情又更有刺激性。没有了阴森恐怖的“巴塔维亚之屋”，“欧洲乐园”岂不太无聊了？
两极化的东西文化
中国人对西方人自然也有难以打破的成见。在义和团的年代，许许多多的中国农民深信传教士会拐骗小孩，然后在教堂地窖里挖出小孩的眼珠。到一百年后的今天，仍旧有不少人相信中国人和西方人从人性基本上就完全不同。１９９７年１１月的上海某大报就刊了这么一篇文章：
“中国人深谙兵法，但祟尚和平；我们参战是出于自卫，洋人则爱挑 衅、好杀戮及侵略。
中国人出口他们认为最好的东西；洋人则出口最能获利的东西。
中国人的疆界由民族融合而定；洋人疆界倚靠刺刀和马靴。
中国人讲义，洋人讲利。
中国人教导子女知足，洋人教导子女要求更多。”
黑白二分，简化到这个程度的思考在这里是无需评论的，但是同样简约制式的思考方式却也同时是许多亚洲领袖津津乐道的所谓“亚洲价值”的基础。在“亚洲价值”的架构里，中国文化，一言以蔽之，就是一个群体文化，而西方文化，一言以蔽之，就是一个个人文化。人权观念与个人主义是分不开的，因此它是西方所特有的财产，不属中国传统。结论就是：不能将现代西方的人权标准求诸中国。对中国要求人权的，若是中国人，就是卖国叛徒；若是西方人，就是殖民主义者。这种推论法不仅只是中国的民族主义者爱用，西方许多自诩进步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所谓“文化相对论者”，也坚持这样的观点。
这样的观点有两个基本问题。首先，个人主义或者人权观念属不属于中国传统，和应不应该在中国推行人权丝毫没有逻辑上的必然关系。马克思主义显然不属于中国传统，却在中国运行了半个世纪之久。女人缠足显然属于中国传统，却被中国人摈弃了半个世纪以上。所谓传统，不是固定的既成事实，而是不断的突破发生。
第二个问题是，对文化的简化就是对文化的扭曲。中国文化在时间上绵延３０００多年，在空间上横越高山大海，在组织上蕴涵数不清的民族，在思想上包容百家学说，还不去提种种巨大的外来影响，譬如佛教。“一言以蔽之”地断言中国传统中没有个人主义，就是完全无视于与儒家并列的种种思想流派，譬如极重个人自由解放的道家。即便是儒家思想本身，又何尝不是一个充满辨证质疑、不断推翻重建的过程？
西方文化发展形成的复杂，同样抗拒着任何“一言以蔽之”的简化。你说个人主义或自由主义是西方文化的胎记？哪一个时期的西方文化？文艺复兴前或文艺复兴后？启蒙运动前或启蒙运动后？你说人权观念属于西方传统？法国大革命前或法国大革命后？个人、自由、人权，在西方文化里也是经过长期的辨证和实验才发展出来的东西，不是他们“固有”的财产。
文化，根本没有“固有”这回事。它绝不是一幅死的挂在墙上已完成的画——油墨已干，不容任何增添涂改。文化是一条活生生的、浩浩荡荡的大江大河，里头主流、支流、逆流、漩涡，甚至于决堤的暴涨，彼此不断地激荡冲撞、不断地形成新的河道景观。文化一“固有”，就死了。
当然，把文化简化、两极化，是挺有用的。它能够清楚地分出“非我族类”，而异我之分又满足了人类天性需要的自我定位与安全感。对于统治者而言，它又是一个可以巩固政权的便利工具。步骤一，他按照自己统治所需来定义什么是“民族传统”、“固有文化”。步骤二，将敌对的文化定义为相反的另一极。步骤三，将他所定义的“民族传统”、“固有文化”与“爱国”划上等号。这么一来，任何对他的统治有所质疑的人都成了“叛国者”，他可以轻易地镇压消灭，往往还得到人民的支持，以“爱国”之名。
代表谁的中国人？
文化多元主义的原则是很吸引人的：不同文化之间确实存在差异，而且我们必须尊重别人保持文化差异的意愿。但是在我看来，问题症结不在“尊重”文化差异，而在“认识”真实的文化差异。好吧，“中国人说，人权观念属西方文化，不是中国传统，所以不适用于中国。”在辩论适用不适用之前，有些根本的问题得先搞清楚。
是什么“中国人”提出这种说辞？他们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是中国人的少数还是多数？如果是少数，他们有什么代表性？如果是多数，他们待这样的主张是基于什么样的历史事实、什么样的哲学思考、什么样的动机、什么样的权利？
这些问题不先追究，我们从何知道他们所宣称的“文化差异”是真是伪？如果所谓文化差异根本不能成立，就不必再讨论下去了；文化相对论者也无法置喙其中。假使文化差异是真实的，这个时候，作为一个西方人，他可以考虑究竟该如何看待这个差异，而谨记伏尔泰的名言：“尊重不一定是接受。”作为一个中国人，尤其是一个认识到凡是传统就得面临变迁和挑战的中国人，他很可能决定：这个文化传统压根儿不值得尊重，只值得推翻。谁也不会否认，一整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一个中国传统全盘重估的过程。
但是今天，我们所面对的某些人，从来不曾允许过别人对历史有不同的解释；他们企图在世界上代表所有中国人说话，企图向世界解释什么是中国文化传统，并且要求国际尊重它的文化“差异”，一种由强力定义的文化“差异”。奇不奇怪？
托玛斯曼流亡美国时，记者问他是否怀念德国文化，他答道：“我在哪里，德国文化就在哪里。”他的意思够清楚了：假使硬要一个人来代表德语文化的话，那么那一个人就是他托玛斯曼而不是希特勒。告诉我，哪一个文化相对论者要“尊重”希特勒所宣称的德国文化“差异”？当然，同一个德语文化培育了托玛斯曼也培育了希特勒，但是全盘接受一个由统治者片面定义的文化差异而毫不批判置疑，在我看来不是盲目无知，就是对受压迫者冷酷漠视。
人权观念属不属于中国传统？这个问题和中国人该不该享有现代人权毫不相干。但是在深入探究这个问题时，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就会较清晰地浮现出来，两者都不能以简化或两极化来理解和对比。尊重文化差异，是的，然而必得是真正的文化差异，而不是由统治者为了权力需要所设计出来的伪差异，或者是为了满足观光客而想橡出来的“巴塔维亚之屋”一类的变形差异。
我个人并不担忧异国风情和神秘感的消失；真正的文化差异可以提供足够的空间让想像奔驰、好奇心深掘，而不冒扭曲的危险。扭曲一个文化固然可能点燃有趣的“创造性的误解”，却更可能引爆毁灭性的仇恨。
1998年
Monday, April 27, 2009
百年思索 -- 龙应台
弗洛伊德大概是对的。他说我们的文明，或者说文化，只是非常薄非常薄的一层，随时可能被恶的欲念冲破。
非常薄的一层什么呢？我想，像手捧着的透明的细瓷吧，一不小心就要粉碎。一旦哗啦碎在地上，我们又得从头来起，匍匐在地，从掘泥开始。
梁启超一代人影响胡适一代人；胡适一代人影响殷海光一代人；殷海光一代人之后有一波又一波前赴后继的知识分子，这是捧着瓷器跑步的接力赛。瓷器一百年不落地而碎，它就嫣然放出光芒。
Freud may be right. He said that our civilization, or culture, is just a very very thin layer, which could be broken any moment by evil desire.
What is the very very thin layer? I think it is like a transparent piece of fine porcelain held in our hands. If we are not careful, it will fall onto the ground, and break immediately. And when it is broken into pieces, we have to go back to the very beginning, crawl on the ground, start from digging the mud.
Liang qichao's generation influenced Hu shi's generation, Hu shi's generation influenced Yin haiguang's generation. After Yin haiguang came another generation of intellectual people again. This is a relay race holding the piece of porcelain. If it can be keep unbroken for a hundred of years, it will shine.
非常薄的一层什么呢？我想，像手捧着的透明的细瓷吧，一不小心就要粉碎。一旦哗啦碎在地上，我们又得从头来起，匍匐在地，从掘泥开始。
梁启超一代人影响胡适一代人；胡适一代人影响殷海光一代人；殷海光一代人之后有一波又一波前赴后继的知识分子，这是捧着瓷器跑步的接力赛。瓷器一百年不落地而碎，它就嫣然放出光芒。
Freud may be right. He said that our civilization, or culture, is just a very very thin layer, which could be broken any moment by evil desire.
What is the very very thin layer? I think it is like a transparent piece of fine porcelain held in our hands. If we are not careful, it will fall onto the ground, and break immediately. And when it is broken into pieces, we have to go back to the very beginning, crawl on the ground, start from digging the mud.
Liang qichao's generation influenced Hu shi's generation, Hu shi's generation influenced Yin haiguang's generation. After Yin haiguang came another generation of intellectual people again. This is a relay race holding the piece of porcelain. If it can be keep unbroken for a hundred of years, it will shine.
Saturday, April 25, 2009
不会闹事的一代——给大学生 - 龙应台
今年5月27日的《纽约客》杂志有这样一篇文章：
我的母亲生在柏林，侥幸逃过犹太人的大屠杀。今年母亲节，我请她 去看场电影。这部影片非常卖座，故事好像与非洲的黑人有关。排队买票 的行列很长。有一个年轻白人在行列间来往发散传单，劝大家不要买票，因为这部片子是南非制作的。排队的人大概都想的和我一样：“看不看由 我自己决定，不用你来告诉我。”所以没人理他。
入场之后，灯黑了电影正要开始，前座的两个年轻女孩突然站起来面 对观众，大声地演讲，解释这部影片如何地蔑视南非黑人的惨境，希望大家抵制。观众中嘘声四起，有人不耐烦地大叫：“这里是美国；你要抗议 到外面去！”也有生气的声音喊着：“我们付了五块钱电影票，让我们自己决定爱看不看！”偶尔有个微弱的声音说：“听听她们说什么也好！” 但是群众的喊声愈来愈大：“出去！出去！出去！”
坐在我身边的母亲显得很难过，她转身对我说：“这两个年轻女孩竞 然愿意花十块钱买票进入一个人人喊打的地方来——或许她们具有点道理 也说不定。”
在大家的鼓掌声中，戏院的工作人员很粗暴地把那两个女生架走了。 灯又黑下来，但是没几分钟，一个年轻人，带着浓厚的英国腔，站起来说： “这是一部充满种族歧视的影片——”愤怒的观众打断了他的话，有人在 叫警察，但这个青年毫无惧色，继续大声说：“你们不让我把话说完，我是不会走的！”群众喊着：“滚蛋！滚蛋！”好不客易，未了两个警察， 笑容满面地把那家伙给请了出去。
观众情绪还没有完全稳定下来，一个廿来岁、一脸胡子的小伙子在后 排突然站了起来，说：“不不，我跟他们不是一道的；我跟你们一样买了票纯粹来看戏的。我只是想到，或许对于这样一个影响千万人一生的问题， 我们应该有个坚定的道德立场，而不只是追求消遣而已。如果五十年前的人也像刚刚这几个人这样对被迫害的犹太人执着的话，我的祖父也许可以 活到今天，不至于死在德国的煤气房里。”然后我就听到一个非常熟悉沙哑的声音突然响起：“他说的一点不错；你可别想叫我闭嘴！”我发觉我 六十四岁的老母亲站了起来，面对着整个戏院；她全身在颤抖。
这一则不起眼的小故事可以招引出许多值得争议的问题来。譬如说，这几个为 道德感所驱使的年轻人有没有权利阻止别人看这部“种族歧视”的电影？如果我也在戏院里，我会是愤怒的群众之一，叫他们“滚蛋”主要的原因是，他们没有权利 主宰我的思想——这个电影究竟如何要由我自己看过了再作决定。其次，如果这一撮以“道德感”为理由的小团体能打断我的电影，那么，一个宗教团体、政治党 派、商业集团等等，都可以肆意地来强迫推销它的理想，那个人还有什么自由自主可言？
南非的是非善恶也是个棘手的问题。它的种族隔离政策现在是千夫所指，万人 唾弃。南非的白人简直是廿世纪的污点。事情的另外一面却是：南非若由黑人自决 自主，恐怕歧视与屠杀会比现况更为剧烈——看看乌干达！看看整个非洲大陆！
但是《纽约客》这篇短文令我沉思许久的，却是这几个年轻抗议分子的行为。 他们不算少数；哥伦比亚大学在南非有金钱的投资，哥大的学生也曾经热烈地示威过，反对学校当局“善恶不分”的和稀泥作风。而在戏院里“捣乱”的这些年轻 人，事实上是一次一次地花五块钱买票——对学生而言，五块钱不是个小数目；进到戏院去让群众嘘骂，然后一次一次地被踢出来。这些人中，当然难免会有少数是 为了幼稚的英雄主义或纯粹嬉闹，但大部分的，是为了一个道德立场，择善固执的理想。在一个人决定到戏院去“闹事”之前，他必须先具有三个条件。第一，他关 心这个世界；因为关心，所以才会去注意南非黑人的困境。第二，他能作价值判断。对南非种族问题的报导纷纭不一，他得自己决定站在黑白那一边。第三，他有充 分的道德勇气，充分到促使他付诸行动的地步。于是，他走到戏院去买票；五块钱，他很 可以拿去溜冰或吃掉。
我们的年轻人呢？或者，缩小一点范围，我们的大学生呢？有多少人具备这三 个品质？
就我有限的观察，非常、非常的少。以对社会的关心而言，我们的学生在大学 的四面围墙里自给自足地活着，不常把头伸出来。几个月前，当十四位省议员集体辞职时，我曾经对几百位学生作过测验，要他们写下议员辞职的原因，结果正如预 料，有少数给了支离破碎而模糊的答案，显然是浏览报纸后的残余印象。百分之八 十却很率直地回答：“不知道！”
为什么不知道？ 当然是因为缺乏兴趣， 不关心。坊间杂志选出来的大学校园 “美女” ，被人问到社会问题时，娇滴滴地说：“好可怕哟！”吐吐舌头。这样 “可爱”又“纯洁”的大学女生为数不少，而且讨人喜欢。我们的学生不仅只对台湾本身的社会、政治问题印象模糊，对台湾以外的国际情况就更陌生了。伊索匹亚 的饥荒、乌干达的政变、南美的游击战、天主教廷对堕胎与离婚的立场、菲律宾的 军队暴行等等，都不存在，都没有意义。
没有关心，自然没有做价值判断的需要。根本不知道南非有严重的种族问题。 当然就不必去思索谁是谁非，因为无从思索起。没有关心，也就无所谓道德勇气和道德行动。非洲的幼儿可以死光，南美的军队可以强暴妇女，因为事不关己。海山 的煤矿可以一崩再崩，桃园的古迹可以拆了又拆，内湖的垃圾山可以侥了再烧，事不关己。大学四年之中，只有两件值得关心的事：一是把朋友交好，以后有结婚的 对象，一是把功课读好，将来有满意的出路。对社会的关心，对是非的判断能力， 择善固执的勇气，都不在大学的围墙以内。换句话说，我们的年轻人天真、单纯、听话；他们绝对不会到戏院里去“闹事”。
为什么大学生的关心面那样狭窄？主要原因之一是，他的环境不鼓励，甚至于 试图阻碍，他对书本以外的兴趣。大概很少有父母没说过这句话：“你只要把书读好，其他什么都不要管！”大学以前这样说，为了应付联考。进了大学之后这样 说，为了应付留考、托福、高考、研究所入考等。“只要把书读好，其他什么都不要管” 这个金玉良言是应现代科举制度而产生的。读书的目的在求技能，用来敲开一层一层考试的门。研读哲学、历史、文学、经济等等，都不是为了增加人生的智慧与了 解，而是为了取得谋生的技术。因为这种技术与人生无关，所以可以“什么都不要 管”。
可是这个金玉良言实在是经不起考验的。在“其他什么都不要管”的前提下， 书，根本就不可能读得好。譬如读经济，一个学生可以用课本里的各种定义与学理来解释“通货膨胀”，可是要他分析为什么公务员的薪水要加百分之八他却目瞪口 呆，我们能说他书读好了吗？譬如读文学，他可以熟读欧威尔的《一九八四》，洋洋洒洒地写篇论文讨论制度与个人的关系，但是要他对江南案件提出看法，他却一 片空白，我们能说他把书读通了吗？这个大千世界可以说是各个学科的实验室。学生在黑字白纸之间所学到的理论 与例证，都还是抽象模糊的，只有在把知识带到人生的实验室里去观照验证之后，知识才能落实。要我们的学生封闭在大学的围墙里“其他什么都不要管”，等于是 把学问与人生割离，也等于要学游泳的人在岸上靠图解学游泳，却不沾水，或学解 剖的人在暗室里看幻灯片学解剖，却不动刀子。
我们的学生不会“闹事”，因为“闹事”的人要先有自己的主张——不是报纸 社论，不是老师的看法，同学的意见，而是自己的主张。对我们单纯、天真的学生 而言，独立作价值判断却是件非常困难的事。为什么？
高三那年，开始上三民主义。有个沉闷的下午，我在课本中看到一句话：“三 民主义是最适合中国人的主义。”
就这么一句斩钉截铁的结论。我以为自己漏掉了编者解释引证的部分，把课本 前前后后翻过，却找不到任何阐释。十七岁的我坐在书前，感觉到深深的挫折：要达到这样一个结论，课本编者应该一步一步来，先解释中国人是怎么样的一个民 族，然后说明其他主义如何的不适用于中国社会，最后才能逻辑地演绎出“三民主义是最适合中国人的主义”这个结论。可是编者显然觉得这些辩证的过程毫无必 要。 第二天，在课堂上我请求老师解释“为什么”。
老师很惊讶地望了我一眼，好脾气地一笑，回答：“课本这么写，你背起来就 是。联考不会问你为什么。”
在我早期的求知过程中，这个小小的经验是个很大的挫折。基本上，课本编者 与授课老师并不认为学生有自己作判断、下结论的能力，所以才会有这种“你别问 为什么，记住我的答案就行”的态度。他们因此所剥夺于我的，是我求知的权利与 独立判断的能力。
现在的教育方式和过去没有太大的改变，我们的教育者仍旧习惯于供给“结论”，仍旧不习惯供给学生“方法”，让他们自己去找结论。最能够反映这种现象的莫过 于作文题目了。多少年来，任何考试中，学生面对的总是什么“学问为济世之本”、 “忠勇为爱国之本”、“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满招损、谦受益”之类的金玉良言。所谓金玉良言说穿了，也就是死了的人交代下来的“结论”。出这种约定俗 成的题目可以塑造学生的思想，使他更紧密地成为传统的一分子，有它教育的意义。但是这种思想传递根本上就不容许独创，不容许学生下自己的结论。如果教育者 真正的兴趣不在于学生对传统的妥协与认同，而在于他独立判断的能力，那么同样的题目就应该以疑问的方式出现：“一分耕耘确能导致一分收获吗？”‘你是否同 意 学问为济世之本？”或者以挑战的方式：“试辩论‘忠勇为爱国之本’一说。”
只有这样不“既定结论”的思想训练才能真正刺激学生睁着自己的眼睛去观察 身边纷扰复杂的世界，用自己的头脑去理出头绪来。当我们的教育者习惯性地把作 好的结论抛下，学生也就懒惰地把结论照章收下；他不需要辛辛苦苦地去思索、摸 索。
在我们的环境里，一个能关心、能判断的学生，却也不太可能有任何道德行动。 一般教育者对学生行动采取压抑与抵制的态度，目的在求校园的稳定。有一个专科学生被同学指控偷窃，教官在原告的带领之下也确实在该生书包中 找到赃物，但是在没有听过被告辩解之前，就令这名学生退学。几个大胆的同学出来主持正义，要求学校给被告一个自我辩护的机会。
事情结果如何不论，学校当局对这些挺身而出的学生却有个斩钉截铁的态度： “去读你的书，不要多管闲事。谁闹事，谁就记过。”
奇怪，为什么我们的公民伦理课一再地教导学生要见义勇为，要当仁不让，要 择善固执，学生一旦实践了这些美丽的道德理想，我们却恐慌地去压制他？学生对学校措施有所不满而投书、开会、抗议的时候，不正是最好的公民教育机会，帮助 学生学习如何去理性地、公平而民主地解决问题，为什么我们反而以记过处分作为镇压的手段？为了表面的安静稳定而扼杀年轻人的正义感，代价是否太高了一点？
敢于表达意见、敢于行动的学生在一次两次的申诫记过之后，当然也学会了保 护自己；他发觉，这个社会根本不希望他有道德勇气或正义感。
我们的大学生是不会“闹事”的一群。在考试、舞会、郊游的世界中，没有什么值得“闹事”的题材。在是非善恶都已经由父母师长孔子孟子下了结论的世界中，没 有什么难题值得重新省思、费心判断。在明哲保身、少做少错的环境中，更没有 什么“闹事”的余地。我们的大学生天真、单纯、安分、听话。
可是，如果“闹事”也可以解释为“以行动来改变现状”的话，我们这不会闹 事的一代就值得令人忧虑了。四年一过，他就成为社会中坚——一个不懂得关心社会，不会判别是非，不敢行动的社会中坚！公车应不应涨价？不清楚。路边水管爆 破了，不是我的事。公营机构亏了多少纳税人的钱？不知道。核电厂会不会贻害万年？不知道。上司舞弊应不应告发？不知道。台湾往哪里去？不知道，不知道，不 知道……
一个满足现状的民族不可能进步，但是要对现状不满，一个人必须先有所关心， 用心观察，观察之后作判断，判断之后付诸行动。关心可以是感性的，只是对于生 于斯长于斯的土地的一份爱，但是空有感情无济于事，它必须有冷静的理性的支持 ——判断与行动需要坚强的理性。
台湾的现状不能令人满意，但是已经有许多人在关心、判断之后开始了行动。 最好的例子是消费者基金会的推动者，他们已经“闹”了不少事。台湾需要闹的事情还很多很多。以妇女问题来说，我们现有的妇女组织还停留在献花、慰问、穿漂 亮的衣服开慈善晚会与孤儿拥抱的阶段。在同样的社会版里，我们读到七岁的男孩被母亲活活烫死、十岁的女孩被卖到妓女户、十三岁的女儿被养父强暴而怀孕、三 十岁的妻子被丈夫打断肋骨——我们天真可爱的校园美女觉得将来没事可关心、可 “闹”吗？
又是一个学期的开始，让我们想想从哪里做起吧！
Friday, April 24, 2009
自白 - 龍應台
赞！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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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遺憾我是個女的。我很遺憾別人發覺了龍應台是個女性。
在編輯、記者、讀者、作家發現我是個女性之前，我被當作一個正常「人」看待。
他們很冷靜地讀我的文章，而後寫信來。不同意的入試圖指出我所忽略的地方；厭惡我的人用最惡毒的語言攻擊我；欣賞我的，更是毫不保留地把傾慕的話寫下寄來。
我的反應也是一貫的冷靜；覺得我用的邏輯不周全嗎？好，讓我再演繹一遍明給你看。資料引用有誤，對不起，我道歉並且更正。惡毒的人身攻擊？我不屑于理會。至於讚美和傾慕，讓我清心思索一下自己究竟值得幾分；這個世界大得很。
不幸的事情終於發生了。有人發覺這個陽剛的名字後面居然是個女人！消息傳了出去，像野火一樣燒開。
突然之間，我不再是教授，而是女教授；不再是作家，而是女作家；不再是博士，而是女博士，總而言之，被人發現正身之後，我就不再是個「人」，而是個「女人」。本來稱我「教授」的大學生，突然改口稱「小姐」。本來恨恨想跟我打一場硬筆仗的作家，頹然擲筆長歎「唉！對方原來是一介婦女！」本來要罵我「刻薄」、「激烈」的人，現在理所當然地改口罵「妓女」。本來想寫信來表示欣賞的人，突然猶豫起來：會不會被人誤會？
最奇妙的，莫過於訪問記者。在我還是個「人」的時候，訪問者所擬的題目往往平淡無奇：你為什麼寫《野火》？批評家必須具備什麼條件？目前教育的最大癥結在哪裏？等等等。變成「女教授」、「女作家」、「女學者」，換句話說，「女人」之後，訪問的內容突然活潑生動起來：你結婚了嗎？先生是什麼人？
在被「發現」以前，在我還是個教授、學人、正常「人」的時候，也有人讚美我的文章思考縝密、條理清晰。我覺得沒什麼了不起；一個思考不縝密、條理不清晰的人本來就不該選擇學術的路。頭腦清楚只是所謂「學人」的基本條件罷了，就像鴨子非有一身羽毛不可，不然怎麼能算鴨子！可是，被發覺是個女人之後，連這個基本條件都在一夕之間變成稀奇的東西，惹來許多問題：
作為一個女人，你怎麼會寫出理性的文章？你有沒有感性的一面？
你究竟為什麼會有那樣清晰的思路？你是不是個女強人？你是不是為了向世界證明女人也能理性思考所以才寫這麼強勁陽剛的文章？
你的家庭是怎麼教育你的，你會變成這個樣子？父母兄弟、街坊鄰居看得慣你嗎？你的丈夫能忍受你嗎？
我其實從來也不曾故意隱瞞自己的性別，只因為旅居國外多年，此地幾乎沒有人認識我。而「龍應台」三個字又十分的男性化；小時候，為了名字，還發展出一點恨父情結，怨他沒給我取一個比較秀氣的名字，譬如龍咪咪、龍美麗或龍可愛之類。但是父親後來解釋，他當初只有兩個方案，一個是龍應台，另一個就叫「龍三條」，因為我排行第三。兩相比較之下，我反而心生感謝，還好沒叫「三條」。那麼，別人是怎麼發覺龍應台是女的呢？事情是這樣的，有一天中午，電話鈴響? 「請問龍教授在不在？」一個很雄壯的男人聲音。 「我就是，您哪一位？」「嗄嗄！」對方突然斷了聲音，我的耳朵陷在電話線的真空裏。等了半晌，正想掛斷，他又說話了，結結巴巴的：
「你你你，你是個?」 我很同情他的受驚，趕忙把聲音放得更輕柔一點： 「對不起，是啊！很抱歉哪！」
他長長地噓了口氣，又沉吟了半天，猶疑地說：「我是大文人出版社的負責人?怎麼電話裏傳來香味？」我趕忙解釋：「廚房裏正在煎豬腦?」
「哦；是這樣的，龍?龍小姐，我打電話來是想徵求您的同意將您一篇大作編入我們今年的最佳散文選，不過，現在既然知道您是，是個女的，我就想把那篇大作收在敝社下個月要出版的〈我見猶憐--女作家心心相印散文集〉不知您是否同意？」「讓我考慮一下好嗎？」「好，那我就不打擾了。抱歉妨礙了您煎豬腦?」「啊！沒關係！」我打斷他，「是我先生在煎豬腦；我剛剛在修理馬桶?」
「嗄------他又半天沒聲音，最後才找出話來：「再見，龍小姐。」
就是這樣！被發覺是「女的」之後，與人的溝通變得比較困難一點。常常這麼陰差陽錯的，牛頭馬嘴對不上。但這還算小事，比較令我傷心的倒是，被發覺是個女人之後，我不再能沾沾得意以為自己的文章好。有一天，一位作家（你瞧，我說「作家」，當然指男的，不必加個「男」字）陰惻惻地對我說：「你現在名氣大噪，知道為什麼嗎？」
我理直氣壯地回答：「當然因為我文章好?我思考縝密、條理清晰、頭腦清?」
「得了！」他打斷我，陰惻惻地從鼻子裏哼了一聲；說：「得了！文章好！哼。只因為你是女的！女的！」
我頓時覺得心靈受傷，很難過，掙扎著反問他：「拿出證據來！」
他斜眼睨著我，從頭看到腳，陰惻惻地一笑：「怎麼，你不是女的？」
低下頭來看看自己，六個月大的肚圍，已經看不到腳指頭了。我歎口氣：
「是的！我是個女的！」
我很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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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遺憾我是個女的。我很遺憾別人發覺了龍應台是個女性。
在編輯、記者、讀者、作家發現我是個女性之前，我被當作一個正常「人」看待。
他們很冷靜地讀我的文章，而後寫信來。不同意的入試圖指出我所忽略的地方；厭惡我的人用最惡毒的語言攻擊我；欣賞我的，更是毫不保留地把傾慕的話寫下寄來。
我的反應也是一貫的冷靜；覺得我用的邏輯不周全嗎？好，讓我再演繹一遍明給你看。資料引用有誤，對不起，我道歉並且更正。惡毒的人身攻擊？我不屑于理會。至於讚美和傾慕，讓我清心思索一下自己究竟值得幾分；這個世界大得很。
不幸的事情終於發生了。有人發覺這個陽剛的名字後面居然是個女人！消息傳了出去，像野火一樣燒開。
突然之間，我不再是教授，而是女教授；不再是作家，而是女作家；不再是博士，而是女博士，總而言之，被人發現正身之後，我就不再是個「人」，而是個「女人」。本來稱我「教授」的大學生，突然改口稱「小姐」。本來恨恨想跟我打一場硬筆仗的作家，頹然擲筆長歎「唉！對方原來是一介婦女！」本來要罵我「刻薄」、「激烈」的人，現在理所當然地改口罵「妓女」。本來想寫信來表示欣賞的人，突然猶豫起來：會不會被人誤會？
最奇妙的，莫過於訪問記者。在我還是個「人」的時候，訪問者所擬的題目往往平淡無奇：你為什麼寫《野火》？批評家必須具備什麼條件？目前教育的最大癥結在哪裏？等等等。變成「女教授」、「女作家」、「女學者」，換句話說，「女人」之後，訪問的內容突然活潑生動起來：你結婚了嗎？先生是什麼人？
在被「發現」以前，在我還是個教授、學人、正常「人」的時候，也有人讚美我的文章思考縝密、條理清晰。我覺得沒什麼了不起；一個思考不縝密、條理不清晰的人本來就不該選擇學術的路。頭腦清楚只是所謂「學人」的基本條件罷了，就像鴨子非有一身羽毛不可，不然怎麼能算鴨子！可是，被發覺是個女人之後，連這個基本條件都在一夕之間變成稀奇的東西，惹來許多問題：
作為一個女人，你怎麼會寫出理性的文章？你有沒有感性的一面？
你究竟為什麼會有那樣清晰的思路？你是不是個女強人？你是不是為了向世界證明女人也能理性思考所以才寫這麼強勁陽剛的文章？
你的家庭是怎麼教育你的，你會變成這個樣子？父母兄弟、街坊鄰居看得慣你嗎？你的丈夫能忍受你嗎？
我其實從來也不曾故意隱瞞自己的性別，只因為旅居國外多年，此地幾乎沒有人認識我。而「龍應台」三個字又十分的男性化；小時候，為了名字，還發展出一點恨父情結，怨他沒給我取一個比較秀氣的名字，譬如龍咪咪、龍美麗或龍可愛之類。但是父親後來解釋，他當初只有兩個方案，一個是龍應台，另一個就叫「龍三條」，因為我排行第三。兩相比較之下，我反而心生感謝，還好沒叫「三條」。那麼，別人是怎麼發覺龍應台是女的呢？事情是這樣的，有一天中午，電話鈴響? 「請問龍教授在不在？」一個很雄壯的男人聲音。 「我就是，您哪一位？」「嗄嗄！」對方突然斷了聲音，我的耳朵陷在電話線的真空裏。等了半晌，正想掛斷，他又說話了，結結巴巴的：
「你你你，你是個?」 我很同情他的受驚，趕忙把聲音放得更輕柔一點： 「對不起，是啊！很抱歉哪！」
他長長地噓了口氣，又沉吟了半天，猶疑地說：「我是大文人出版社的負責人?怎麼電話裏傳來香味？」我趕忙解釋：「廚房裏正在煎豬腦?」
「哦；是這樣的，龍?龍小姐，我打電話來是想徵求您的同意將您一篇大作編入我們今年的最佳散文選，不過，現在既然知道您是，是個女的，我就想把那篇大作收在敝社下個月要出版的〈我見猶憐--女作家心心相印散文集〉不知您是否同意？」「讓我考慮一下好嗎？」「好，那我就不打擾了。抱歉妨礙了您煎豬腦?」「啊！沒關係！」我打斷他，「是我先生在煎豬腦；我剛剛在修理馬桶?」
「嗄------他又半天沒聲音，最後才找出話來：「再見，龍小姐。」
就是這樣！被發覺是「女的」之後，與人的溝通變得比較困難一點。常常這麼陰差陽錯的，牛頭馬嘴對不上。但這還算小事，比較令我傷心的倒是，被發覺是個女人之後，我不再能沾沾得意以為自己的文章好。有一天，一位作家（你瞧，我說「作家」，當然指男的，不必加個「男」字）陰惻惻地對我說：「你現在名氣大噪，知道為什麼嗎？」
我理直氣壯地回答：「當然因為我文章好?我思考縝密、條理清晰、頭腦清?」
「得了！」他打斷我，陰惻惻地從鼻子裏哼了一聲；說：「得了！文章好！哼。只因為你是女的！女的！」
我頓時覺得心靈受傷，很難過，掙扎著反問他：「拿出證據來！」
他斜眼睨著我，從頭看到腳，陰惻惻地一笑：「怎麼，你不是女的？」
低下頭來看看自己，六個月大的肚圍，已經看不到腳指頭了。我歎口氣：
「是的！我是個女的！」
我很遺憾。
Wednesday, April 22, 2009
Nazism
Nazism, officially National Socialism, refers to the ideology and practices of the National Socialist German Workers’ Party under Adolf Hitler, and the policies adopted by the dictatorial government of Nazi Germany from 1933 to 1945.
Among the key elements of Nazism were anti-parliamentarism, Pan-Germanism, racism, collectivism,[10][11] eugenics, antisemitism, anti-communism, totalitarianism and opposition to economic liberalism and political liberalism.
纳粹主义，意譯是國家社會主義或民族社會主義。指1933年至1945年间统治德国的独裁政治，即“第三帝国”。
納粹主義意識形態的精神是“屬於一個民族的”、“國家的”、“具有社會主義之精神的”。纳粹主义者通常是民族主义的支持者。纳粹主义之國家觀乃主张國家权力之絕對集中化，即极权主义，但其則不完全等同於傳統意義上的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并非一个严格定义的意识形态，而是一些政治观点的集合：极端爱国主义、种族主义、优生学、极权主义、反同性恋、反犹太与限制宗教自由。
Among the key elements of Nazism were anti-parliamentarism, Pan-Germanism, racism, collectivism,[10][11] eugenics, antisemitism, anti-communism, totalitarianism and opposition to economic liberalism and political liberalism.
纳粹主义，意譯是國家社會主義或民族社會主義。指1933年至1945年间统治德国的独裁政治，即“第三帝国”。
納粹主義意識形態的精神是“屬於一個民族的”、“國家的”、“具有社會主義之精神的”。纳粹主义者通常是民族主义的支持者。纳粹主义之國家觀乃主张國家权力之絕對集中化，即极权主义，但其則不完全等同於傳統意義上的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并非一个严格定义的意识形态，而是一些政治观点的集合：极端爱国主义、种族主义、优生学、极权主义、反同性恋、反犹太与限制宗教自由。
-- wikipedia
纳粹，或者说国家社会主义，的主要观念看起来都好眼熟啊。
1919年，在德國國防軍特別班中，經濟學講師古特里德·費德(Gottfried Feder)啟迪了希特勒，希特勒在與費德討論並深入研讀馬克思的著作後，認為國際資本集團不僅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首要煽動者，而且還不斷製造戰爭以獲 利。猶太人一方面利用資本主義的手段不遺餘力地剝削人類，另一方面則用猶太人馬克思社會主義的學說去籠絡在他們權勢下的犧牲者，讓這些廉價奴工們陷入互相 爭鬥的悲慘命運。這引發了希特勒創立國家社會主義的動機。
1919年，在德國國防軍特別班中，經濟學講師古特里德·費德(Gottfried Feder)啟迪了希特勒，希特勒在與費德討論並深入研讀馬克思的著作後，認為國際資本集團不僅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首要煽動者，而且還不斷製造戰爭以獲 利。猶太人一方面利用資本主義的手段不遺餘力地剝削人類，另一方面則用猶太人馬克思社會主義的學說去籠絡在他們權勢下的犧牲者，讓這些廉價奴工們陷入互相 爭鬥的悲慘命運。這引發了希特勒創立國家社會主義的動機。
-- wikipedia
原来希特勒也同意马克思，认为资本家是万恶不赦的，是应该坚决打倒的！只不过他觉得马克思在装，表面上在骂善于经商的犹太人，其实只不过是在玩弄困苦的无产阶级群众，反而显得更加邪恶了。
应该什么时候把《我的奋斗》搞来看看。
应该什么时候把《我的奋斗》搞来看看。
Tuesday, April 21, 2009
胡适 Hu Shi
胡适 Hu Shi 说：“民主是一種生活習慣，是一種生活方式。”
龙姐姐说：“民主並非只是選舉投票，它是生活方式，是思維方式，是你每天呼吸的空氣、舉手投足的修養，個人迴轉的空間。”
读完了龙姐姐，我准备去读胡适了。
USC's library is sooooooooooo great, tons of Hu Shi's books! lol
胡適深受赫胥黎與杜威的影響，自稱赫胥黎教他怎樣懷疑，杜威先生教他怎樣思想。因此胡適畢生宣揚自由主義，提倡懷疑主義，並以《新青年》月刊為陣地，宣傳民主、科學。畢生倡言「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言必有徵」的治學方法。 - wikipedia
现在大陆怎么对待胡适的？我还真不清楚，以前太文盲了(估计现在还是)，囧。
龙姐姐说：“民主並非只是選舉投票，它是生活方式，是思維方式，是你每天呼吸的空氣、舉手投足的修養，個人迴轉的空間。”
读完了龙姐姐，我准备去读胡适了。
USC's library is sooooooooooo great, tons of Hu Shi's books! lol
胡適深受赫胥黎與杜威的影響，自稱赫胥黎教他怎樣懷疑，杜威先生教他怎樣思想。因此胡適畢生宣揚自由主義，提倡懷疑主義，並以《新青年》月刊為陣地，宣傳民主、科學。畢生倡言「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言必有徵」的治學方法。 - wikipedia
现在大陆怎么对待胡适的？我还真不清楚，以前太文盲了(估计现在还是)，囧。
Friday, April 17, 2009
自私(Selfishness)
自私(Selfishness)是什么？我的理解自私就是最大化你的个人利益(maximize yourself's utility).
学了点经济学，似乎众多经济模型都基于一条假设：每个人都在尽可能的最大化个人利益，也就是说人都是自私的。
What is selfishness? To my understanding, it is maximizing yourself's utility.
Based on what I learned from Economics, it seems that lots of models are based on the assumption: everyone is trying to maximize himself's utility. In another word, everyone is selfish.
自私听起来是个贬义词，而最大化个人利益却变得中性。
Selfishness is a derogatory term, but maximizing someone self's utility is neutral.
这自私在中国是被批判的。古代社会我就不谈了，因为我觉得我语文历史学得烂，并没有怎么研读古人的著作，不好妄加评论，所以我就从我生出来以后开始说。中国的道德观(ethics)不强调个人，而强调集体。像我们从小认识的英雄"董存瑞"，"黄继光"，他们为了中国的解放，一个炸死了自己，一个拿自己的身体堵枪眼，他们牺牲了个人的利益，为了集体的利益。像那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雷锋"，最后光荣的死在为人民服务的过程中。又像我们小时候背得烂熟的“五讲四美三热爱”的三热爱，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共产党，就是没有热爱自己。又像现在胡哥的“八荣八耻”，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无不歌颂着人作为集体的一份子，应该以最大化集体利益(maximize group's utility)为自己的目标。
Selfishness is being criticized in China. Since I'm not familiar with ancient history and literature, I don't feel myself has the right to judge them, so my range is narrowed to what I know from when I was born. Chinese ethics emphasize on the group(or society), but not individual. Like the familiar heroes I learned from textbook in my childhood, "Dong Cunrui" and "Huang Jiguang". One exploded himself and one used his own body to block bullets for the liberation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Like "Lei Feng", who were serving the people with his whole heart and died when he was serving the people. Like the slogan "love your country, love socialism, love the Communist Party" hanging over all places during my primary school's years, but without "love yourself". Like Hu Jingtao's "Eight Honors and Eight Shames", "Love the country; do it no harm. Serve the people; never betray them. Be united, help each other; make no gains at others' expense." Everything from our education is saying: "As a part of the society, an individual's goal should be maximizing the society's utility".
但是这真正做到不自私自利的人又有多少呢？这几天读龙应台的《野火集》，"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 大街上被撞伤的小孩没人理，钓鱼客对被污染的的河道视若无睹，被香烟熏得难以忍受也还继续忍受。这就是中国人的"忍"，凡事不到自己头上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乍一听，这似乎与自私自利毫无关系，因为这些事情并没有最大化他们的个人利益(maximize themselve's utility)。但其实让我们分析一下这中国人为什么"忍"呢？无非是怕惹麻烦上身。如果去管了这被撞伤的小孩，万一小孩到时候反赖上你怎么办？且不说在帮助他的过程中浪费的时间和金钱。如果去投诉污染河道的工厂，如果到时候工厂的恶霸找到你家门口怎么办？且不说这期间浪费的电话费。如果去制止公共场所吸烟的人，如果他们反揍你一顿又怎么办？
However, how many people are really maximizing the society's utility instead of maximizing themselves' utility? I have been reading Long Yingtai's these days. "Chinese, why aren't you angry?" No one cares the child wounded on the street; even the fishing ones don't care about the polluted river; people who cannot tolerate the smoke are still tolerating. This is Chinese's great "tolerance", trying to avoid everything not their business. It seems that tolerance has nothing to do with selfishness, however, if we analyze why Chinese are tolerating, we will see the relation of tolerance and selfishness. Most Chinese choose to tolerate because they are afraid of the potential trouble. If I helped the wounded child, what if the child tell others that I was the one who wounded him? let alone the time and money I wasted to help him. If I complained the factory which polluted the river, what if they revenge me? let alone the fee of the phone calls. If I criticized the smoker, what if they are rude to me, or even beat me?
经济学中有个"机会成本"(opportunity cost)，就是说你为了做一件事情而需要付出的代价。在最大化你的个人利益时，你是不能不考虑这些机会成本的。利益是什么？是你的收入减去你的成本。成本越大，你的利益也就越小。中国人是聪明的，他们不仅聪明，而且善于将这些小聪明运用到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如果我帮了这个小孩，我的收入或许也就是这小孩和他父母的一声感谢，但是我的成本是什么？带他上医院我将浪费的时间，可能收不回来的医药费，如果被小孩反咬一口还可能的赔偿费。怎么算都是一笔只赔不赚的生意，我干嘛要做呢？如果我去投诉了污染河道的工厂，我的收入最多也就是一条干净的河道供我钓鱼，而我的成本却是数不清的投诉电话费，还有没准引来的打击报复。如果我去制止了公共场所吸烟的人，我的收入也就是这暂时的清新的空气，而成本却可能是恶语相向，拳打脚踢。中国人脑袋聪明，算得也快，这不能最大化个人利益的生意是不会做的。人人都有当经济学家的潜力。
There is a term in economics, "opportunity cost", which means the cost you need to give up when you are doing something. To maximize yourself's utility, you have to consider the opportunity cost. What is profit(related to utility)? it is your avenue minus your cost. The bigger the cost, the smaller the profit. Chinese are smart, they are not just smart, they are good at utilizing their smartness to every aspects of their lives. If I helped the child, my avenue is probably just a "thank you" from him and his parents, but the my cost is the time and money I wasted taking him to the hospital, and probably damages I have to pay if the child tell others I was the one who wounded him. If I complained about the factory which polluted the river, my avenue is just a clean river where I can fish, but my cost is the fee of countless complain phone calls and potential revenge. If I stopped the smoker, my avenue is just the temporary clean air, but my cost may be dirty words and getting beat up. Chinese are smart, and they calculate fast, they won't do the business which cannot maximize their utility. Everyone has the potential to be economists.
可是转念一想，最大化个人利益又有什么错呢？达尔文(Darwin)的《物种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发现了什么？发现的也就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选择(natural selection)。那些最能够适应环境，最能够最大化个人利益的存活了下来。或许，这最大化个人利益，也就是自私，才是真理？才是千古不变的事实？人总是试图将自己和动物区分开来，却还是逃脱不了这自私的动物本性(animal nature)。
But if we think in another way, what's wrong with maximizing someone self's utility? What did Darwin discover in his <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区别是什么？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承认人自私的，但是“看不见的手”却平衡着这个人的自私，从而达到集体利益的最大化。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则从根本上就否认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能够带来集体利益的最大化，要最大化集体利益就必须消灭自私。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Capitalism's market economy and Socialism's group economy?market economy acknowledge that individuals are selfishness, but the "invisible hand" is balancing the individuals' selfishness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 group's utility is maximized. Socialism's group economy criticize the maximization of individuals' utility, it believes that to maximize the group's utility, selfishness has to be killed.
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是失败的。这是否就意味着消灭自私是不可能的？因为人本来就是自私的，这是人性(human nature)，或者说是动物本性(animal nature)，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不最大化个人利益的终究将被淘汰，而剩下的也就只有"自私自利"的人了。
History turns out that
学了点经济学，似乎众多经济模型都基于一条假设：每个人都在尽可能的最大化个人利益，也就是说人都是自私的。
What is selfishness? To my understanding, it is maximizing yourself's utility.
Based on what I learned from Economics, it seems that lots of models are based on the assumption: everyone is trying to maximize himself's utility. In another word, everyone is selfish.
自私听起来是个贬义词，而最大化个人利益却变得中性。
Selfishness is a derogatory term, but maximizing someone self's utility is neutral.
这自私在中国是被批判的。古代社会我就不谈了，因为我觉得我语文历史学得烂，并没有怎么研读古人的著作，不好妄加评论，所以我就从我生出来以后开始说。中国的道德观(ethics)不强调个人，而强调集体。像我们从小认识的英雄"董存瑞"，"黄继光"，他们为了中国的解放，一个炸死了自己，一个拿自己的身体堵枪眼，他们牺牲了个人的利益，为了集体的利益。像那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雷锋"，最后光荣的死在为人民服务的过程中。又像我们小时候背得烂熟的“五讲四美三热爱”的三热爱，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共产党，就是没有热爱自己。又像现在胡哥的“八荣八耻”，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无不歌颂着人作为集体的一份子，应该以最大化集体利益(maximize group's utility)为自己的目标。
Selfishness is being criticized in China. Since I'm not familiar with ancient history and literature, I don't feel myself has the right to judge them, so my range is narrowed to what I know from when I was born. Chinese ethics emphasize on the group(or society), but not individual. Like the familiar heroes I learned from textbook in my childhood, "Dong Cunrui" and "Huang Jiguang". One exploded himself and one used his own body to block bullets for the liberation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Like "Lei Feng", who were serving the people with his whole heart and died when he was serving the people. Like the slogan "love your country, love socialism, love the Communist Party" hanging over all places during my primary school's years, but without "love yourself". Like Hu Jingtao's "Eight Honors and Eight Shames", "Love the country; do it no harm. Serve the people; never betray them. Be united, help each other; make no gains at others' expense." Everything from our education is saying: "As a part of the society, an individual's goal should be maximizing the society's utility".
但是这真正做到不自私自利的人又有多少呢？这几天读龙应台的《野火集》，"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 大街上被撞伤的小孩没人理，钓鱼客对被污染的的河道视若无睹，被香烟熏得难以忍受也还继续忍受。这就是中国人的"忍"，凡事不到自己头上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乍一听，这似乎与自私自利毫无关系，因为这些事情并没有最大化他们的个人利益(maximize themselve's utility)。但其实让我们分析一下这中国人为什么"忍"呢？无非是怕惹麻烦上身。如果去管了这被撞伤的小孩，万一小孩到时候反赖上你怎么办？且不说在帮助他的过程中浪费的时间和金钱。如果去投诉污染河道的工厂，如果到时候工厂的恶霸找到你家门口怎么办？且不说这期间浪费的电话费。如果去制止公共场所吸烟的人，如果他们反揍你一顿又怎么办？
However, how many people are really maximizing the society's utility instead of maximizing themselves' utility? I have been reading Long Yingtai's
经济学中有个"机会成本"(opportunity cost)，就是说你为了做一件事情而需要付出的代价。在最大化你的个人利益时，你是不能不考虑这些机会成本的。利益是什么？是你的收入减去你的成本。成本越大，你的利益也就越小。中国人是聪明的，他们不仅聪明，而且善于将这些小聪明运用到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如果我帮了这个小孩，我的收入或许也就是这小孩和他父母的一声感谢，但是我的成本是什么？带他上医院我将浪费的时间，可能收不回来的医药费，如果被小孩反咬一口还可能的赔偿费。怎么算都是一笔只赔不赚的生意，我干嘛要做呢？如果我去投诉了污染河道的工厂，我的收入最多也就是一条干净的河道供我钓鱼，而我的成本却是数不清的投诉电话费，还有没准引来的打击报复。如果我去制止了公共场所吸烟的人，我的收入也就是这暂时的清新的空气，而成本却可能是恶语相向，拳打脚踢。中国人脑袋聪明，算得也快，这不能最大化个人利益的生意是不会做的。人人都有当经济学家的潜力。
There is a term in economics, "opportunity cost", which means the cost you need to give up when you are doing something. To maximize yourself's utility, you have to consider the opportunity cost. What is profit(related to utility)? it is your avenue minus your cost. The bigger the cost, the smaller the profit. Chinese are smart, they are not just smart, they are good at utilizing their smartness to every aspects of their lives. If I helped the child, my avenue is probably just a "thank you" from him and his parents, but the my cost is the time and money I wasted taking him to the hospital, and probably
可是转念一想，最大化个人利益又有什么错呢？达尔文(Darwin)的《物种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发现了什么？发现的也就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选择(natural selection)。那些最能够适应环境，最能够最大化个人利益的存活了下来。或许，这最大化个人利益，也就是自私，才是真理？才是千古不变的事实？人总是试图将自己和动物区分开来，却还是逃脱不了这自私的动物本性(animal nature)。
But if we think in another way, what's wrong with maximizing someone self's utility? What did Darwin discover in his <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区别是什么？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承认人自私的，但是“看不见的手”却平衡着这个人的自私，从而达到集体利益的最大化。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则从根本上就否认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能够带来集体利益的最大化，要最大化集体利益就必须消灭自私。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Capitalism's market economy and Socialism's group economy?
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是失败的。这是否就意味着消灭自私是不可能的？因为人本来就是自私的，这是人性(human nature)，或者说是动物本性(animal nature)，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不最大化个人利益的终究将被淘汰，而剩下的也就只有"自私自利"的人了。
History turns out that
Tuesday, April 14, 2009
《出身论》-- 遇罗克
留个备份，有空好读。
（《出身论》原载1967年1月18日《中学文革报》第1期，署名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编者按为《中学文革报》编者所加。本文注释为《中学文革报》编者所加。）
编者按：
目前，北京市的中学运动普遍呈现出一派奄奄待毙的气象，造反派虽然十分努力，群众却总是发动不起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依然猖獗如故。这种现象，不由得使许多同志疑惑起来：究竟是什么东西至今还这样有力地阻碍著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呢？
我们认为，不是别的，正是在社会上广有市场的唯出身论。
过去各中学所普遍执行过的那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根子不是别的，也正是反动的唯出身论。
反动的唯出身论，从资产阶级形而上学的哲学垃圾堆里寻得理论上的根据，把学生分为三、六、九等，妄图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重新形成新的披上伪装的特权阶层，以至反动的种性制度，人与人之间新的压迫。是反动的唯出身论，使一部份青年学生背上了“自来红”的大包袱，自以为老子是天生的革命者，其结果正成了修正主义苗子。是反动的唯出身论，迫使另一部份青年学生产生了强烈的自卑感，使他们甘居中游，使他们放弃对国家的前途、世界的前途应尽的责任。还是它，使许许多多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蒙蔽的同志至今坚持其错误。还是罪恶的它，使多少同志至今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前面畏缩恐惧！
同志们，这样可恶的东西，不打倒它，如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打倒它，哪里去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的接班人？不打倒它，中国的颜色就必将发生改变！
全市的革命造反派们，你们不是要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猖狂反扑吗？你们不是要发动起千千万万群众共同战斗吗？那么，你们就掀起一个狂涛巨浪，彻底冲垮反动的唯出身论的堤岸吧！到了那一日，千百万群众就会冲决束缚他们的一切，和你们汇成一股不可抗御的力量。也只有到了那一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才会彻底被葬入坟墓，中国的颜色才永远永远是鲜红的。
“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发表的〈出身论〉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我们说，它的出现好得很！它宣告了反动的唯出身论的破产，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出身论〉敢于冲破社会上旧的观念的束缚，勇敢地向尚有强大社会势力的反动唯出身论宣战，这种革命造反精神好得很！
〈出身论〉的出现，不免要被一些人认为是株大毒草，但这算得了什么？马克思主义在开始的时候也曾被认为是毒草，然而今天却成了世界人民的指导思想。真理只有在同谬误的斗争中才能发展，才能为广大群众所接受。我们深信：反动的唯出身论虽然貌似强大，但它的反动本质决定了它只是一只腐朽的纸老虎，革命的〈出身论〉今日虽是星星之火，明日必成燎原之势。
同时，我们认为，由于作者掌握毛泽东思想的水平有限，由于对社会进行的调查研究不够全面，〈出身论〉必定存在著不少的缺点和不完美的地方。我们热切希望广大的革命同志用毛泽东思想这个伟大的武器来衡量它，并真挚地欢迎同志们对〈出身论〉提出批评。
家庭出身问题是长期以来严重的社会问题。
这个问题牵涉面很广。如果说地富反坏右分子占全国人口的５％，那么他们的子女及其近亲就要比这个数字多好几倍。（还不算资本家、历史不清白分子、高级知识分子的子女，更没有算上职员、富裕中农、中农阶级的子女）。不难设想，非 红五类出身的青年是一个怎样庞大的数字。由于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国家，解放前只有二百多万产业工人，所以真正出身于血统无产阶级家庭的并不多。这一大批出身不好的青年一般不能参军，不能做机要工作。因此，具体到个别单位，他们（非红五类）就占了绝对优势。
由于形“左”实右反动路线的影响，他们往往享受不到同等政治待遇。特别是所谓黑七类出身的青年，即“狗崽子”，已经成了准专政对象，他们是先天的“罪人”。在它的影响下，出身几乎决定了一切。出身不好不仅低人一等，甚至被剥夺了背叛自己的家庭、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参加红卫兵的权利。这一时期，有多少无辜青年，死于非命，溺死于唯出身论的深渊之中，面对这样严重的问题，任何一个关心国家命运的人，不能不正视，不能不研究。而那些貌似冷静和全面的折衷主义观点，实际上是冷酷和虚伪。我们不能不予以揭露、批判，起而捍卫毛主席 的革命路线。下面我们就从毛主席著作和社会实践中寻找答案，分三个问题来阐述我们的观点。
一．社会影响和家庭影响问题
先从一幅流毒极广的对联谈起。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
辩论这幅对联的过程，就是对出身不好的青年侮辱的过程。因为这样辩论的最好结果，也无非他们不算是个混蛋而已。初期敢于正面反驳它的很少见。即使有，也常常是羞羞答答的。其实这幅对联的上半联是从封建社会的山大王窦尔敦那里借来的。难道批判窦尔敦还需要多少勇气吗？还有人说这幅对联起过好作用。是吗？毛主席说，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它起没起过好作用，要看它是否是真理，是否符合毛泽东思想。
这幅对联不是真理，是绝对的错误。
它的错误在于：认为家庭影响超过了社会影响，看不到社会影响的决定性作用。说穿了，它只承认老子的影响，认为老子超过了一切。
实践恰好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社会影响远远超过了家庭影响，家庭影响服从社会影响。
从孩子一出世就受到了两种影响。稍一懂事就步入学校大门，老师的话比家长的话更有权威性，集体受教育比单独受教育共鸣性更强，在校时间比在家时间更长，党的雨露和毛泽东思想的阳光滋润著这棵新生的幼芽，社会影响便成了主流。
朋友的琢磨、领导的教导、报纸、书籍、文学、艺术的宣传、习俗的熏染、工作的陶冶等等，都会给一个人以不可磨灭的影响，这些统称社会影响，这都是家庭影响无法抗衡的。
即使是家庭影响，也是社会影响的一部份。一个人家庭影响的好坏，不能机械地以老子如何而定。英雄的老子，反动的妈妈，影响未必是好的。父母都是英雄，子女却流于放任，有时更糟糕。父母思想好，教育方法如果简单生硬，效果也会适得其反。同样，老子不好，家庭影响未必一定不好，列宁就是例证。总之，一个人的家庭影响是好是坏，是不能机械地以出身判定的，出身只是家庭影响的参考。
总的来说，我们的社会影响是好的。这是因为：我们的社会制度是无比优越的；我们的党是一贯突出政治的，是最重视年轻一代成长的；我们绝大多数人民是热爱新社会的。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和尖锐性，不能忽视我们还处在小资产阶级汪洋大海之中。我们的文化教育制度正待彻底改革。有时社会影响又不全是好的。无论是什么出身的青年，如果接受社会上的坏影响，一般总要服从这种坏影响，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但是只要引导得法，他很快就会抛掉旧东西，回到正确的立场上来。所以，故意让青年背上历史包袱，故意让青年背上家庭包袱，同属于一种错误路线，二者都是残酷的。由于社会影响是无比强大的，但又不见得全是好的，所以不管是什么出身的青年放弃思想改造，都是错误的。对于改造思想来说，出身好的青年比出身不好的青年并没有任何优越性。
家庭影响也罢，社会影响也罢，这都是外因。过多地强调影响，就是不承认主观能动性的机械论的表现。人是能够选择自己的前进方向的。这是因为真理总是更强大，更有号召力。你真的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无比正确的吗？你真的相信毛泽东思想是战无不胜的思想武器吗？你真的承认内因起决定作用吗？那么，你就不应该认为老子的影响比甚么都强大。否则，只能表明你的思想混乱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了。
二．重在表现问题
如果你没有理由驳倒社会影响大于家庭影响，也驳不倒现在社会的好影响是主流，也不得不赞同出身和家庭影响没有必然的联系。那么，我们可以一起来研究“ 重在表现”的几个问题。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初期，很多人都说“重在表现”是修正主义观点。后来听说这是毛主席提出来的，才慌忙改口。可见他们对这项政策根本不理解。让他们来解释这项政策，就必然会任意歪曲。限于篇幅，这里只检查三种提法，看是否符合毛泽东思想。
⒈ 出身和成份完全不同
貌似公允的同志常对出身不好的青年这样讲：“一我们有成份论，二不唯成份论，三重在政治表现……”〖１〗这是不看对象。
江青同志解释过这句话。她说：这是对背叛本阶级的个别份子讲的。江青同志的解释是甚么意思呢？举例说，恩格斯本人是资本家，但他背叛了本阶级，成了共产主义的第一代公民，成了工人阶级杰出的领袖。巴黎公社中也有一些本人是资产阶级份子的委员，但他们是工人阶级公社的代表。我国革命时期也有这样的例证。我们能不能因为他们成份不好而抹煞他们的历史功绩呢？不能！我们要重在政治表现。这就叫“不唯成份论。”我们认为相反的情况也使用于这个公式。对成份是矿工，但背叛了无产阶级，背叛了革命的份子，也要重在表现，也没有一点可以轻恕他的罪恶的理由。小而言之，李鼎铭是地主份子，但他向边区政府提出了“精兵简政”的建议，毛主席赞扬说：“不管甚么人……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这就是不以人害言，亦即不唯成份论的具体表现。
出身和成份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老子的成份是儿子的出身。如果说，在封建家庭是社会的分子，子承父业还是实在情况，那么，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这个说法就不完全正确了。家庭的纽带已经松弛了，年轻的一代已经属于社会所有了。而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一般的青少年都接受无产阶级教育，准备为无产阶级事业服务了，再把儿子、老子看作一码事，那也太不“适乎潮流”了。
毛主席在一九三九年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说，当时的知识分子属于小资产阶级范畴。在这里并没有分门别类，把哪一个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划归为哪一范畴。
毛主席在一九五七年写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又说： “我们的大学生，虽然还有许多人是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子女，但是除了少数例外，都是爱国的，都是拥护社会主义的……”这又是一个例证。
由此可知，同一个家庭的成员不见得就是同一个阶级的成员，这一点连阶级敌人都知道得很清楚。例如，运动期间北京中级人民法院的一份判决书上写道，一个反革命富农分子，因为三个儿子检举了他，夜间持凶器砍死、砍伤了他们。又据一份传单，市内某公社工厂书记--一个蜕化的变质分子，临自杀前，亲手溺毙了自己的孩子。他在遗嘱中说，孩子长大也不会为自己报仇的。
出身和成份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有一段对话是很耐人寻味的。甲（是个学生）：“你甚么出身？”乙：“你呢？”甲：“我红五类，我爸爸是工人。”乙：“那我比你强，我就是工人。”
如果说唯成份论都没有道理，那么为出身论又怎么能够存在？
有些人会引用毛主席的话反驳说：“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地主、资本家他们长期在剥削阶级地位中生活，他们的思想无不打上剥削阶级的烙印。因此，他们要想重新做人，就必须脱胎换骨地改造，这也就是我们“有成份论”的根据。但是对他们的子女，就不能这样看了。特别是在新社会长大的青年，能说他们是在剥削阶级地位中生活吗？世界上哪有一种没有剥削的剥削阶级呢？没有这样的东西。给一个人的思想打上烙印的，不只是家庭，更重要的是社会。今天的社会是一所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青年人的阶级地位，要么是准备做劳动者，要么是已经成了劳动者。这时对他们还强调“成份”，那就是要把他们赶到敌对阶级中去。
我们必须要划清出身和成份这二者之间不容混淆的界限。谁抹煞了这两条界限，虽然样子很“左”，但实际上就是抹煞了阶级界限。
⒉ 出身和表现关系甚小
于是，公允派的同志不谈成份了。他们说：“我们既看出身，也看表现（即政治表现）……”
这是“出身即成份论”的翻版。两相比较，也就是五十步笑百步，没多大差别。
出身是死的，表现是活的，用死标准和活标准同时衡量一个人，能得出同一个结论吗？我们在本文第一个问题已经分析过：出身是家庭影响的一个因素，家庭影响是表现的一个因素，而且是一个次要的因素，社会影响才是表现的主要因素。因此，出身和表现根本没有同一性。究竟一个人所受影响是好是坏，只能从实践中检验。这里所说的实践，就是一个人的政治表现。表现好的，影响就好；表现不好的，影响就不好。这和出身毫无牵涉连。
退一步说，我们非要既看出身，又看表现不可，那么请问：出身不好，表现好，是不是可以抹煞人家的成绩？出身好，表现不好，是不是可以掩饰人家的缺点？出身不好，表现不好，是不是要罪加一等？出身好，表现好，是不是要夸大优点？难道这样作是有道理的吗？ “既看出身，也看表现”，实际上不免要滑到“只看出身，不看表现”的泥坑里去。出身多么容易看，一翻档案，就完事大吉了。或者在街上一见面问对方：“ 你是什么出身？”便了解了一切。真是又简单又省事。要看表现是何等麻烦，特别是对那些莫名其妙的怀疑派来说，绝不相信你平时的表现，也不相信你大风大浪中的表现，既怀疑你过去的表现，也怀疑你现在的表现，并准备怀疑你将来的表现，直怀疑你个死而后已，才给你盖棺论定。终于连他们也怀疑腻了。如果看出身，两秒钟能解决大问题。再说，表现这种东西，对于某些人根本就没有固定的准绳。爱奉承的人，认为拍马屁是最好的表现；爱虚伪的人，认为客套是最好的表现；爱错误路线的人，认为出身不好的青年终日超经验的忏悔是最好的表现。哪里比得上出身？只需“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老子平常儿骑墙”三句话就解决问题了。
看一看毛主席怎样教导我们吧，毛主席说：“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我们在这里提出了一个标准，我认为是唯一的标准。”这唯一的标准是出身吗？
毛主席提出的革命接班人的五项条件，有出身这一条吗？
十六条中的第五条是坚决执行党的阶级路线，谈到要依靠什么人，团结什么人，反对什么人，有出身这个根据吗？
革命左派的三个标准，有出身这个标准吗？没有！完全没有！出身好坏与本人革命与否又有什么关系？即使出身不好，一样可以是革命左派，可以是无产阶级事业的接班人，可以是革命的依靠对象。〖２〗在表现面前，所有的青年都是平等的。出身不好的青年不需要人家恩赐的团结，不能够只做人家的外围。谁是中坚？娘胎里决定不了。任何通过个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利，我们一概不承认。革命最坚决的人，就是那些表现最优秀的人。谁也不能说王杰的光辉程度就不及雷锋。
谈到怎样看表现，想到古代思想家的一则寓言。他说千里马常有，但认识千里马的伯乐不常有。一般人相马，总是根据母马、外形、产地、价钱来判断马的好坏，偏忘记了让马跑一跑，试一试，看看它到底能不能日行千里，夜走八百，这样就分不出哪一匹马是千里马。今天有的人不正是这样吗？他们只是著眼于出身啦，社会关系啦，这些死材料，恰恰忘了真正可以做为根据的表现。久而久之，不但糟踏了千里马，就连普通马也要变成“狗崽子”了。
我们必须要摆对出身和表现的位置。衡量一个青年是否革命，出身不是标准，只有表现才是唯一的标准。你们真的认为出身好表现就好，尽可以表现上超过出身不好的同志？只有表现糟糕的人才扯起出身这面大旗当虎皮，拿老子当商标，要人买账。我们说，你表现不好，比如：顽固坚持反动路线，不学不用毛主席著作等等，就是出身于红五类中的前三类（革干、革军、革烈），也一点没有用处。
出身、社会关系这些东西只能算是参考。只要把一个青年的政治表现了解清楚了，它们就连参考的价值也没有了。
⒊ 出身好坏和保险与否毫无关系
公允派的同志这回换了口气：“黑五类子女同他们的家长当然不完全一样子… …”言外之意，和红五类子女当然也不一样了。为什么呢？因为（这回功利主义这块法宝来了），因为：“他们不保险！”
可是，为什么不保险呢？“无论如何，他们受过坏影响！”外因决定论者这样说。且不谈家庭出身不好影响未必不好，且不谈家庭影响服从社会影响。那么，是不是家庭影响坏一些，社会影响再好，表现也要坏一些呢？这绝不是代数和的关系，而是辩证的关系。毛主席说：“不破不立”，又说：“破字当头，立在其中”。如果不和自己头脑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作斗争，无产阶级思想又如何树立得起来？我们常常形容一些只受过红一色教育而没有经过刻苦的思想改造的青年为温室里的花朵。他们经不起风浪，容易为坏人利用。不是这样吗？文化大革命初期，那些喊 “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出身颇为令人羡慕的好汉们，后来不是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成了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了吗？他们保险吗？而领导无产阶级伟大革命事业的伟大导师马克思、列宁、毛主席出身都不好，这个事实也绝不是偶然的。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出身，在于思想改造。
“革干子弟不想复辟，不会革老子的命。”家庭观念极重的人这样说。往往，复辟是在不自觉中进行的。运动中揭出来的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凡是近几年提拔的，出身一般都很好，他们保险吗？后来形“左”实右的工作队或明文规定、或暗中推行歧视出身不好的青年的政策，那时，选入革委会的大都是出身好的，结果大多当了工作队的反动路线的推销员，他们保险了吗？北京市中学红卫兵某负责人，他竟有男女秘书各二人、司机一人，此外还有小汽车、摩托车、手表、照相机 、录音机等等，陈伯达同志还称之为假红卫兵。可见，只依靠出身好的人同样不能取消复辟的危险。古代有个女皇名叫武则天，她把大臣上官仪杀了，却把上官仪的女儿留做贴身秘书。有人为她担心。她说：“只要政治修明，自然使人心悦诚服，这有什么关系？”看看那些反动路线的执行者，他们惧怕毛泽东思想，不贯彻党的政策，又怎么能相信革命的青年？可笑！他们连封建帝王的这点远见也没有，还自称为“无产阶级战士”呢！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是绝不会在接班人的条件中写上出身这一条的，因为他的政策最正确，路线最鲜明。在他领导下，青年也就最保险。否则，纵然如革命胜利后驱逐剥削阶级的苏联，所有青年出身都不错，也是不保险的。
提倡保险论的人并不少，象样的理由却没有。难道这就是“阶级观点”吗？不像！这是“阶级偏见”，它和无产阶级无缘，和小资产阶级倒挺亲近。这些人头脑里没有树立公字，私有意识浓厚，所以度己度人，没有不变样走形的，依照他们的观点，老子反动，儿子就混蛋，一代一代混蛋下去，人类永远不能解放，共产主义就永远不能成功，所以他们不是共产主义者。依照他们的观点，父亲怎样，儿子就怎样，不晓得人的思想是从实践中产生的，所以他们不是唯物主义者。依照他们的观点，一个人只要爸爸妈妈好，这个人的思想就一定好，不用进行艰苦的思想改造、思想斗争，所以他们不是革命者。他们自己不革命，也不准出身不好的人革命。他们称自己是“自来红”，殊不知，“自来红”是一种馅子糟透了的月饼而已。〖 3〗
我们必须相信毛泽东思想哺育下的广大青年，应该首先相信那些表现好的青年。不能用遗传学说来贬低一部份人抬高一部份人。那样做，无非是一种拙劣的政治手段，绝没有任何道理。我们不允许用资产阶级的阶级偏见代替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当然，任何一个有出息的青年都应该下定决心改造自己。这样即使影响不好，也能变坏事为好事，变阻力为鞭策。如果没有这种决心，那也就无所谓有好的政治表现，也就不堪设想了。
三．受害问题
有一位首长在一九六一年讲过，“出身不同的青年之间，不应该存在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
不应该存在，可是偏偏存在着，这是怎么造成的？
记得运动初期，受害问题首先由一些时髦人物提出来了。随着，大家都说自己受了修正主义集团的迫害。修正主义集团那么反动，要是自己不但没受迫害，反而受到宠爱，那还算是革命者吗？于是谭立夫也说他受害了。经济上受害吗？困难时期他大吃荷兰炼乳；政治上受害吗？思想那么反动还入了党，哪一点象受过委屈的公子哥儿？新改组的《北京日报》也大登特登红五类出身的青年诉苦文章，说他们是前市委修正主义路线的受害者。应该说，所有的青年都是受害者，为什么单是出身好的青年是受害者呢？我们看一看他们受了哪些害。
一“我们被拒于大学之外，大学为剥削阶级子女大开方便之门”；二“大学里出身好的青年功课不好，大受教授白眼”；三“有的出身不好的青年竟被提升当干部”；四“……”。假使这就算是受害，那么，受害的正是出身不好的青年，堂堂首都一份大报竟然这么颠倒黑白，那也无怪乎它寿终正寝了，还是让事实说话吧！
回想修正主义集团当政时，每年大学招生完毕，前高教部总发表公告：“本年优先录取了大批工农子弟，革干子弟。”不少大学几乎完全不招收黑五类子女。大学中的重要科系就更不用提了。学校则以设立“工农革干班”为荣。难道这就是“为剥削阶级子女大开方便之门”了吗？上了大学的，也是出身好的人受优待。不少大学成立“贫协”一类的组织，与团组织并立。这次运动开展以来，有禁止黑七类子女串联的，有用出身攻击敢于写大字报的同学的，有不许出身不好的青年参加各种战斗组织的，有借出身挑动群众斗群众的……。这些大家都不感到怎样意外，可见出身不好的青年受迫害历来就是常事。至于说红五类出身的青年学不好功课，那纯粹是对出身好的青年的诬蔑。何以见得出身和学习一定成反比呢？中学也如是，据前北京市教育局的调查乱班的材料，其中有“捣乱”学生出身调查一项（注意，这里的“捣乱”和造反没有关系，材料中指的是大谈男女关系，有偷窃行为的），大多出身很好，有在乱班中别人都闹他不闹的，出身反而挺糟，问其原因，答曰：“我出身不好，人家闹没事，我一闹就有事了。”这话不假，不用说中学，连小学也是如此。有位校长对青年教师说：“有两个孩子同时说一句反动的话，出身好的是影响问题，出身不好的是本质问题。”不知道是不是前团市委的指示，有一度某些学校所有出身不好的少先队干部全改选了。
近几年中学的团干部、班干部也都是从出身这个角度考虑的。一般教师也许是为舆论左右，也许是发自肺腑，没有不对出身好的青年（特别是革干子弟）另眼看待的，相反的情况纯然是例外。否则，早就扣你个“没有阶级观点”的大帽子了。
工厂这种现象也很普遍。凡是近三、四年提升的行政干部，几乎无一例外是出身好的。就连先进工作者候选名单上也有出身这一栏。有的工厂还规定，出身不好的师傅不许带徒工，不许操作精密机床。运动初期还有规定“出身不好的工人有选举权但没有被选举权”的。在总结各厂当权派罪状的时候，所谓招降纳叛（即曾经提拔过某个出身不好的人做了技术干部），是十分要紧的一条。可想而知，以后的当权派要再敢这么办才怪呢。工厂里也组织了红卫兵。出身限制很严。翻遍中央文件，只有依靠工人一说，从未见依靠出身好的工人一说。是谁把工人分成两派了呢？
农村中这样的例子更多。修正主义代表人物搞过“四清”的地方，把地富子女划分了一下成份，表现不好的，出身就是成份；表现一般的，是农业劳动者；表现好的，是中农。为什么表现好的就是中农呢？不能算贫下中农吗？那么贫下中农子弟表现坏的是不是也要划成地主富农呢？表现是出身的结果呢？还是出身是表现的结果呢？出身不好，便不能做行政、财会、保管等工作，也不能外调。没有普及中学教育的农村，能够上初中的，要教师、贫协、大队长三结合推荐。当然，他们谁肯为出身不好的少年背黑锅呢？大队长介绍：“这个娃出身好，又听话，肯干活，就是他吧！”这样的，就上初中。
社会上其他部分也如是。北京的街道近两年改选居民委员会，出身是一个首要条件。连街道办事处印制的无职业青年求业登记表上也有出身这一项。求业表上主要就有两项，除去出身，还有一项是本人简历。自己填写简历，又都是青年，自然情况差不多。用工单位来挑人，没有不挑出身好的。要不，放着出身好的你不挑，单挑出身坏的，是什么思想？所以，不被学校录取而在街道求职的青年，积年沉淀下来的，大多是出身不好的。只有在大批分配工作的时候，他们才会有被分配的把握。
“出身压死人”这句话一点也不假！类似的例子，只要是个克服了“阶级偏见”的人，都能比我们举的更多、更典型。那么，谁是受害者呢？象这样发展下去，与美国的黑人、印度的首陀罗、日本的贱民等种姓制度还有什么区别呢？
“这正是对他们的考验呀！”收起你的考验吧！你把人家估计得和他们的家长差不多，想复辟、不保险、太落后，反过来又这样过高地要求人家，以为他能经受得住这样超人的考验。看其估计，审其要求，是何等矛盾！忘记了马克思的话吗？“要求不幸者是完美无缺的”，那够多么不道德！
“他们的爸爸压迫过我们的爸爸，所以我们现在对他们不客气！”何等狭隘的血统观念！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父亲破了产，儿子只要宣布放弃继承权，就可以脱离关系，想不到今天父子关系竟紧密到这个地步了，“左”得多么可爱啊！
算了！我们不再浪费笔墨于这种毫无见地的谬论了。让我们研究一下产生这种新的种姓制度的根源吧！
这正是修正主义分子一手造成的。那么资产阶级分子为什么要压迫资产阶级出身的子弟呢？这不奇怪吗？我们说这一点也不奇怪。正因为这些青年和他们不属于同一阶级，所以他们才这样做。而对于实现复辟阴谋，无论是无产阶级出身的子弟，还是非无产阶级出身的子弟，在他们看来是没有区别的。或许，那些温室里的花朵，那些不谙世面而又躺在“自来红”包袱上的青年对他们更有利一些。特别是一九六二年，毛主席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以后，这些阴谋家便慌了手脚。当前的阶级斗争，矛头指向谁呢？斗争的矛头主要是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向他们所包庇的牛鬼蛇神。为了转移斗争的方向，他们便偷换了概念。本来父亲的成份应该是儿子的出身，现在，他们却把父亲的成份当成了儿子的成份。这样就在“阶级斗争”的幌子下，不顾中央指示，一场大规模的迫害，通过有形无形的手段，便紧锣密鼓地开场了。出身不好的青年是他们的挡箭牌，而压迫这些天生的“罪人”，则成了他们挂羊头、卖狗肉，扰乱视听的金字招牌。党中央正确地指出了他们推行形“左”实右路线，这便是其中一个渊源。
他们干这种罪恶勾当，利用的是社会上的旧习惯势力，利用的是青少年的天真幼稚，特别利用一些高干子女的盲目自豪感（例如把自己划在一二三类，因为革军、革烈实际也就是革干，而工农子女便只好是第四、第五两类了）。他们还利用部分中下层干部的缺点和错误。有些干部所以承认并且推行了这一套反动的政策，在理论上是无知的表现，他们分不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什么是小资产阶级的唯出身论；在认识上是暧昧的表现，他们分辨不出青年的哪些表现是本质的，哪些表现是表面的；在工作上是软弱无力的表现，他们不会给青年人提供表现政治思想的机会，他们不会做政治工作，以致把出身当工具，打击一些人，鼓励一些人，以推进工作；在政治上是热情衰退的表现，他们不愿做细致的调查研究，满足于用出身当框框；在革命意志上是怕字当头的表现，他们不敢提拔真正表现好的人，怕负责任。于是这些东西一起推波助澜，形成了在我们的社会制度下，在我们党的身边所绝对不能容忍的现象。一个新的特权阶层形成了，一个新的受歧视的阶层也随之形成了，而这又都是先天的，是无法更改的。正如毛主席指出的，种族压迫，就是阶级压迫。反动的修正主义分子的这套做法，也正是资产阶级反革命复辟的前奏。我们不能不指出，即使如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主要还是从右边抹杀了阶级路线，因为他们肆意包庇地富反坏右分子，包庇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把资产阶级权威老爷拉入党内，给某些五类分子厚禄高薪，和他们大讲和平共处。反过来却迫害出身不好的青年，迫害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接班人，这不是一场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又是什么？
工作队当政时期，又以极“左”的面目抹杀了阶级路线。在对待出身问题上，与修正主义集团可以称得上是一丘之貉。因此，这个严重的社会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反而更加深化了，反而将矛盾扩大化、公开化了。残酷的“连根拔”，极尽侮辱之能事的所谓“辩论”，以及搜身、辱骂、拘留以及殴打等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破坏这一部分青年生活的正常秩序的种种手段，剥夺他们政治权利的种种措施，全都以“超毛泽东思想”的面目出现了。迫使这么多人消沉了，感到自己是无罪的罪人，低人一头，很见不得人。他们不能以全部力量投入运动。想革命而又没有革命的本钱，想造反而又没有造反的条件，窒杀了多少革命青年的热情！革命队伍缩小了，这正中了反动路线的下怀。客观上起到了包庇钻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作用，起到了挑动群众斗群众的作用。有理由这样讲：如果不把以前受压迫最深的这一大部分革命青年彻底解放出来，那么这次运动就决不会取得彻底胜利！
同志们，难道还能允许这种现象继续存在下去吗？不应当填平这人为的鸿沟吗？在反动势力当政时期，受压抑的青年不仅是出身不好的青年，也包括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对抗的工农出身的青年及其他革命青年。我们呼吁：一切受反动势力迫害的革命青年，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团结起来！组织起来！你们受资产阶级压迫最深，反抗应该最坚决。在批判他们的时候，你们最有发言权。那些冒牌受害实际上得宠的谭式人物没有发言权。依靠他们批判，必然不深不透。所以你们决不是局外人，你们是掌握自己命运的主人。只有胆小鬼才等待别人恩赐，而革命者从来依靠的就是斗争！你们应该责无旁贷地捍卫毛泽东思想，捍卫党的阶级路线。既不容许修正主义集团从右面歪曲它，也不容许反动路线从“左”面攻击它。你们应该相信自己能够胜任这一光荣任务！你们也不应该排斥那些没有受压抑也没有偏见的青年。你们可以团结他们，共同战斗，共同提高。同志们，我们要相信党，我们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胜利必将属于你们！
一切受压迫的革命青年，起来勇敢战斗吧！
注释
〖１〗 〈出身论〉刚发表的时候，我们不得不这样写。现在我们看到了，一九六六年七月在团中央九中全会上讲这个话的李雪峰及其一流人物，现在都成了怎样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
〖２〗 〈出身论〉刚刚张贴时，在这句话的旁边，写满了“大毒草”、“胡说八道”之类的话，发泄够了谭力夫之流的廉价的愤慨。他们有眼光，因为这正是〈出身论〉的主题。可是历史毕竟是无情的。今天不少红卫兵组织已经引用这句话做为自己的组织纲领了。有一个红卫兵组织的宣言写道：“过去的红卫兵组织只能由所谓‘红五类’子女组织和参加，这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我们就是要造它的反。 ”谨向这些组织的大无畏的行动，致以革命的敬意。〖３〗“自来红 ”是北京的一种月饼的名称。
（《出身论》原载1967年1月18日《中学文革报》第1期，署名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编者按为《中学文革报》编者所加。本文注释为《中学文革报》编者所加。）
编者按：
目前，北京市的中学运动普遍呈现出一派奄奄待毙的气象，造反派虽然十分努力，群众却总是发动不起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依然猖獗如故。这种现象，不由得使许多同志疑惑起来：究竟是什么东西至今还这样有力地阻碍著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呢？
我们认为，不是别的，正是在社会上广有市场的唯出身论。
过去各中学所普遍执行过的那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根子不是别的，也正是反动的唯出身论。
反动的唯出身论，从资产阶级形而上学的哲学垃圾堆里寻得理论上的根据，把学生分为三、六、九等，妄图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重新形成新的披上伪装的特权阶层，以至反动的种性制度，人与人之间新的压迫。是反动的唯出身论，使一部份青年学生背上了“自来红”的大包袱，自以为老子是天生的革命者，其结果正成了修正主义苗子。是反动的唯出身论，迫使另一部份青年学生产生了强烈的自卑感，使他们甘居中游，使他们放弃对国家的前途、世界的前途应尽的责任。还是它，使许许多多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蒙蔽的同志至今坚持其错误。还是罪恶的它，使多少同志至今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前面畏缩恐惧！
同志们，这样可恶的东西，不打倒它，如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打倒它，哪里去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的接班人？不打倒它，中国的颜色就必将发生改变！
全市的革命造反派们，你们不是要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猖狂反扑吗？你们不是要发动起千千万万群众共同战斗吗？那么，你们就掀起一个狂涛巨浪，彻底冲垮反动的唯出身论的堤岸吧！到了那一日，千百万群众就会冲决束缚他们的一切，和你们汇成一股不可抗御的力量。也只有到了那一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才会彻底被葬入坟墓，中国的颜色才永远永远是鲜红的。
“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发表的〈出身论〉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我们说，它的出现好得很！它宣告了反动的唯出身论的破产，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出身论〉敢于冲破社会上旧的观念的束缚，勇敢地向尚有强大社会势力的反动唯出身论宣战，这种革命造反精神好得很！
〈出身论〉的出现，不免要被一些人认为是株大毒草，但这算得了什么？马克思主义在开始的时候也曾被认为是毒草，然而今天却成了世界人民的指导思想。真理只有在同谬误的斗争中才能发展，才能为广大群众所接受。我们深信：反动的唯出身论虽然貌似强大，但它的反动本质决定了它只是一只腐朽的纸老虎，革命的〈出身论〉今日虽是星星之火，明日必成燎原之势。
同时，我们认为，由于作者掌握毛泽东思想的水平有限，由于对社会进行的调查研究不够全面，〈出身论〉必定存在著不少的缺点和不完美的地方。我们热切希望广大的革命同志用毛泽东思想这个伟大的武器来衡量它，并真挚地欢迎同志们对〈出身论〉提出批评。
家庭出身问题是长期以来严重的社会问题。
这个问题牵涉面很广。如果说地富反坏右分子占全国人口的５％，那么他们的子女及其近亲就要比这个数字多好几倍。（还不算资本家、历史不清白分子、高级知识分子的子女，更没有算上职员、富裕中农、中农阶级的子女）。不难设想，非 红五类出身的青年是一个怎样庞大的数字。由于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国家，解放前只有二百多万产业工人，所以真正出身于血统无产阶级家庭的并不多。这一大批出身不好的青年一般不能参军，不能做机要工作。因此，具体到个别单位，他们（非红五类）就占了绝对优势。
由于形“左”实右反动路线的影响，他们往往享受不到同等政治待遇。特别是所谓黑七类出身的青年，即“狗崽子”，已经成了准专政对象，他们是先天的“罪人”。在它的影响下，出身几乎决定了一切。出身不好不仅低人一等，甚至被剥夺了背叛自己的家庭、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参加红卫兵的权利。这一时期，有多少无辜青年，死于非命，溺死于唯出身论的深渊之中，面对这样严重的问题，任何一个关心国家命运的人，不能不正视，不能不研究。而那些貌似冷静和全面的折衷主义观点，实际上是冷酷和虚伪。我们不能不予以揭露、批判，起而捍卫毛主席 的革命路线。下面我们就从毛主席著作和社会实践中寻找答案，分三个问题来阐述我们的观点。
一．社会影响和家庭影响问题
先从一幅流毒极广的对联谈起。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
辩论这幅对联的过程，就是对出身不好的青年侮辱的过程。因为这样辩论的最好结果，也无非他们不算是个混蛋而已。初期敢于正面反驳它的很少见。即使有，也常常是羞羞答答的。其实这幅对联的上半联是从封建社会的山大王窦尔敦那里借来的。难道批判窦尔敦还需要多少勇气吗？还有人说这幅对联起过好作用。是吗？毛主席说，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它起没起过好作用，要看它是否是真理，是否符合毛泽东思想。
这幅对联不是真理，是绝对的错误。
它的错误在于：认为家庭影响超过了社会影响，看不到社会影响的决定性作用。说穿了，它只承认老子的影响，认为老子超过了一切。
实践恰好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社会影响远远超过了家庭影响，家庭影响服从社会影响。
从孩子一出世就受到了两种影响。稍一懂事就步入学校大门，老师的话比家长的话更有权威性，集体受教育比单独受教育共鸣性更强，在校时间比在家时间更长，党的雨露和毛泽东思想的阳光滋润著这棵新生的幼芽，社会影响便成了主流。
朋友的琢磨、领导的教导、报纸、书籍、文学、艺术的宣传、习俗的熏染、工作的陶冶等等，都会给一个人以不可磨灭的影响，这些统称社会影响，这都是家庭影响无法抗衡的。
即使是家庭影响，也是社会影响的一部份。一个人家庭影响的好坏，不能机械地以老子如何而定。英雄的老子，反动的妈妈，影响未必是好的。父母都是英雄，子女却流于放任，有时更糟糕。父母思想好，教育方法如果简单生硬，效果也会适得其反。同样，老子不好，家庭影响未必一定不好，列宁就是例证。总之，一个人的家庭影响是好是坏，是不能机械地以出身判定的，出身只是家庭影响的参考。
总的来说，我们的社会影响是好的。这是因为：我们的社会制度是无比优越的；我们的党是一贯突出政治的，是最重视年轻一代成长的；我们绝大多数人民是热爱新社会的。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和尖锐性，不能忽视我们还处在小资产阶级汪洋大海之中。我们的文化教育制度正待彻底改革。有时社会影响又不全是好的。无论是什么出身的青年，如果接受社会上的坏影响，一般总要服从这种坏影响，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但是只要引导得法，他很快就会抛掉旧东西，回到正确的立场上来。所以，故意让青年背上历史包袱，故意让青年背上家庭包袱，同属于一种错误路线，二者都是残酷的。由于社会影响是无比强大的，但又不见得全是好的，所以不管是什么出身的青年放弃思想改造，都是错误的。对于改造思想来说，出身好的青年比出身不好的青年并没有任何优越性。
家庭影响也罢，社会影响也罢，这都是外因。过多地强调影响，就是不承认主观能动性的机械论的表现。人是能够选择自己的前进方向的。这是因为真理总是更强大，更有号召力。你真的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无比正确的吗？你真的相信毛泽东思想是战无不胜的思想武器吗？你真的承认内因起决定作用吗？那么，你就不应该认为老子的影响比甚么都强大。否则，只能表明你的思想混乱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了。
二．重在表现问题
如果你没有理由驳倒社会影响大于家庭影响，也驳不倒现在社会的好影响是主流，也不得不赞同出身和家庭影响没有必然的联系。那么，我们可以一起来研究“ 重在表现”的几个问题。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初期，很多人都说“重在表现”是修正主义观点。后来听说这是毛主席提出来的，才慌忙改口。可见他们对这项政策根本不理解。让他们来解释这项政策，就必然会任意歪曲。限于篇幅，这里只检查三种提法，看是否符合毛泽东思想。
⒈ 出身和成份完全不同
貌似公允的同志常对出身不好的青年这样讲：“一我们有成份论，二不唯成份论，三重在政治表现……”〖１〗这是不看对象。
江青同志解释过这句话。她说：这是对背叛本阶级的个别份子讲的。江青同志的解释是甚么意思呢？举例说，恩格斯本人是资本家，但他背叛了本阶级，成了共产主义的第一代公民，成了工人阶级杰出的领袖。巴黎公社中也有一些本人是资产阶级份子的委员，但他们是工人阶级公社的代表。我国革命时期也有这样的例证。我们能不能因为他们成份不好而抹煞他们的历史功绩呢？不能！我们要重在政治表现。这就叫“不唯成份论。”我们认为相反的情况也使用于这个公式。对成份是矿工，但背叛了无产阶级，背叛了革命的份子，也要重在表现，也没有一点可以轻恕他的罪恶的理由。小而言之，李鼎铭是地主份子，但他向边区政府提出了“精兵简政”的建议，毛主席赞扬说：“不管甚么人……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这就是不以人害言，亦即不唯成份论的具体表现。
出身和成份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老子的成份是儿子的出身。如果说，在封建家庭是社会的分子，子承父业还是实在情况，那么，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这个说法就不完全正确了。家庭的纽带已经松弛了，年轻的一代已经属于社会所有了。而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一般的青少年都接受无产阶级教育，准备为无产阶级事业服务了，再把儿子、老子看作一码事，那也太不“适乎潮流”了。
毛主席在一九三九年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说，当时的知识分子属于小资产阶级范畴。在这里并没有分门别类，把哪一个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划归为哪一范畴。
毛主席在一九五七年写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又说： “我们的大学生，虽然还有许多人是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子女，但是除了少数例外，都是爱国的，都是拥护社会主义的……”这又是一个例证。
由此可知，同一个家庭的成员不见得就是同一个阶级的成员，这一点连阶级敌人都知道得很清楚。例如，运动期间北京中级人民法院的一份判决书上写道，一个反革命富农分子，因为三个儿子检举了他，夜间持凶器砍死、砍伤了他们。又据一份传单，市内某公社工厂书记--一个蜕化的变质分子，临自杀前，亲手溺毙了自己的孩子。他在遗嘱中说，孩子长大也不会为自己报仇的。
出身和成份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有一段对话是很耐人寻味的。甲（是个学生）：“你甚么出身？”乙：“你呢？”甲：“我红五类，我爸爸是工人。”乙：“那我比你强，我就是工人。”
如果说唯成份论都没有道理，那么为出身论又怎么能够存在？
有些人会引用毛主席的话反驳说：“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地主、资本家他们长期在剥削阶级地位中生活，他们的思想无不打上剥削阶级的烙印。因此，他们要想重新做人，就必须脱胎换骨地改造，这也就是我们“有成份论”的根据。但是对他们的子女，就不能这样看了。特别是在新社会长大的青年，能说他们是在剥削阶级地位中生活吗？世界上哪有一种没有剥削的剥削阶级呢？没有这样的东西。给一个人的思想打上烙印的，不只是家庭，更重要的是社会。今天的社会是一所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青年人的阶级地位，要么是准备做劳动者，要么是已经成了劳动者。这时对他们还强调“成份”，那就是要把他们赶到敌对阶级中去。
我们必须要划清出身和成份这二者之间不容混淆的界限。谁抹煞了这两条界限，虽然样子很“左”，但实际上就是抹煞了阶级界限。
⒉ 出身和表现关系甚小
于是，公允派的同志不谈成份了。他们说：“我们既看出身，也看表现（即政治表现）……”
这是“出身即成份论”的翻版。两相比较，也就是五十步笑百步，没多大差别。
出身是死的，表现是活的，用死标准和活标准同时衡量一个人，能得出同一个结论吗？我们在本文第一个问题已经分析过：出身是家庭影响的一个因素，家庭影响是表现的一个因素，而且是一个次要的因素，社会影响才是表现的主要因素。因此，出身和表现根本没有同一性。究竟一个人所受影响是好是坏，只能从实践中检验。这里所说的实践，就是一个人的政治表现。表现好的，影响就好；表现不好的，影响就不好。这和出身毫无牵涉连。
退一步说，我们非要既看出身，又看表现不可，那么请问：出身不好，表现好，是不是可以抹煞人家的成绩？出身好，表现不好，是不是可以掩饰人家的缺点？出身不好，表现不好，是不是要罪加一等？出身好，表现好，是不是要夸大优点？难道这样作是有道理的吗？ “既看出身，也看表现”，实际上不免要滑到“只看出身，不看表现”的泥坑里去。出身多么容易看，一翻档案，就完事大吉了。或者在街上一见面问对方：“ 你是什么出身？”便了解了一切。真是又简单又省事。要看表现是何等麻烦，特别是对那些莫名其妙的怀疑派来说，绝不相信你平时的表现，也不相信你大风大浪中的表现，既怀疑你过去的表现，也怀疑你现在的表现，并准备怀疑你将来的表现，直怀疑你个死而后已，才给你盖棺论定。终于连他们也怀疑腻了。如果看出身，两秒钟能解决大问题。再说，表现这种东西，对于某些人根本就没有固定的准绳。爱奉承的人，认为拍马屁是最好的表现；爱虚伪的人，认为客套是最好的表现；爱错误路线的人，认为出身不好的青年终日超经验的忏悔是最好的表现。哪里比得上出身？只需“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老子平常儿骑墙”三句话就解决问题了。
看一看毛主席怎样教导我们吧，毛主席说：“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我们在这里提出了一个标准，我认为是唯一的标准。”这唯一的标准是出身吗？
毛主席提出的革命接班人的五项条件，有出身这一条吗？
十六条中的第五条是坚决执行党的阶级路线，谈到要依靠什么人，团结什么人，反对什么人，有出身这个根据吗？
革命左派的三个标准，有出身这个标准吗？没有！完全没有！出身好坏与本人革命与否又有什么关系？即使出身不好，一样可以是革命左派，可以是无产阶级事业的接班人，可以是革命的依靠对象。〖２〗在表现面前，所有的青年都是平等的。出身不好的青年不需要人家恩赐的团结，不能够只做人家的外围。谁是中坚？娘胎里决定不了。任何通过个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利，我们一概不承认。革命最坚决的人，就是那些表现最优秀的人。谁也不能说王杰的光辉程度就不及雷锋。
谈到怎样看表现，想到古代思想家的一则寓言。他说千里马常有，但认识千里马的伯乐不常有。一般人相马，总是根据母马、外形、产地、价钱来判断马的好坏，偏忘记了让马跑一跑，试一试，看看它到底能不能日行千里，夜走八百，这样就分不出哪一匹马是千里马。今天有的人不正是这样吗？他们只是著眼于出身啦，社会关系啦，这些死材料，恰恰忘了真正可以做为根据的表现。久而久之，不但糟踏了千里马，就连普通马也要变成“狗崽子”了。
我们必须要摆对出身和表现的位置。衡量一个青年是否革命，出身不是标准，只有表现才是唯一的标准。你们真的认为出身好表现就好，尽可以表现上超过出身不好的同志？只有表现糟糕的人才扯起出身这面大旗当虎皮，拿老子当商标，要人买账。我们说，你表现不好，比如：顽固坚持反动路线，不学不用毛主席著作等等，就是出身于红五类中的前三类（革干、革军、革烈），也一点没有用处。
出身、社会关系这些东西只能算是参考。只要把一个青年的政治表现了解清楚了，它们就连参考的价值也没有了。
⒊ 出身好坏和保险与否毫无关系
公允派的同志这回换了口气：“黑五类子女同他们的家长当然不完全一样子… …”言外之意，和红五类子女当然也不一样了。为什么呢？因为（这回功利主义这块法宝来了），因为：“他们不保险！”
可是，为什么不保险呢？“无论如何，他们受过坏影响！”外因决定论者这样说。且不谈家庭出身不好影响未必不好，且不谈家庭影响服从社会影响。那么，是不是家庭影响坏一些，社会影响再好，表现也要坏一些呢？这绝不是代数和的关系，而是辩证的关系。毛主席说：“不破不立”，又说：“破字当头，立在其中”。如果不和自己头脑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作斗争，无产阶级思想又如何树立得起来？我们常常形容一些只受过红一色教育而没有经过刻苦的思想改造的青年为温室里的花朵。他们经不起风浪，容易为坏人利用。不是这样吗？文化大革命初期，那些喊 “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出身颇为令人羡慕的好汉们，后来不是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成了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了吗？他们保险吗？而领导无产阶级伟大革命事业的伟大导师马克思、列宁、毛主席出身都不好，这个事实也绝不是偶然的。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出身，在于思想改造。
“革干子弟不想复辟，不会革老子的命。”家庭观念极重的人这样说。往往，复辟是在不自觉中进行的。运动中揭出来的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凡是近几年提拔的，出身一般都很好，他们保险吗？后来形“左”实右的工作队或明文规定、或暗中推行歧视出身不好的青年的政策，那时，选入革委会的大都是出身好的，结果大多当了工作队的反动路线的推销员，他们保险了吗？北京市中学红卫兵某负责人，他竟有男女秘书各二人、司机一人，此外还有小汽车、摩托车、手表、照相机 、录音机等等，陈伯达同志还称之为假红卫兵。可见，只依靠出身好的人同样不能取消复辟的危险。古代有个女皇名叫武则天，她把大臣上官仪杀了，却把上官仪的女儿留做贴身秘书。有人为她担心。她说：“只要政治修明，自然使人心悦诚服，这有什么关系？”看看那些反动路线的执行者，他们惧怕毛泽东思想，不贯彻党的政策，又怎么能相信革命的青年？可笑！他们连封建帝王的这点远见也没有，还自称为“无产阶级战士”呢！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是绝不会在接班人的条件中写上出身这一条的，因为他的政策最正确，路线最鲜明。在他领导下，青年也就最保险。否则，纵然如革命胜利后驱逐剥削阶级的苏联，所有青年出身都不错，也是不保险的。
提倡保险论的人并不少，象样的理由却没有。难道这就是“阶级观点”吗？不像！这是“阶级偏见”，它和无产阶级无缘，和小资产阶级倒挺亲近。这些人头脑里没有树立公字，私有意识浓厚，所以度己度人，没有不变样走形的，依照他们的观点，老子反动，儿子就混蛋，一代一代混蛋下去，人类永远不能解放，共产主义就永远不能成功，所以他们不是共产主义者。依照他们的观点，父亲怎样，儿子就怎样，不晓得人的思想是从实践中产生的，所以他们不是唯物主义者。依照他们的观点，一个人只要爸爸妈妈好，这个人的思想就一定好，不用进行艰苦的思想改造、思想斗争，所以他们不是革命者。他们自己不革命，也不准出身不好的人革命。他们称自己是“自来红”，殊不知，“自来红”是一种馅子糟透了的月饼而已。〖 3〗
我们必须相信毛泽东思想哺育下的广大青年，应该首先相信那些表现好的青年。不能用遗传学说来贬低一部份人抬高一部份人。那样做，无非是一种拙劣的政治手段，绝没有任何道理。我们不允许用资产阶级的阶级偏见代替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当然，任何一个有出息的青年都应该下定决心改造自己。这样即使影响不好，也能变坏事为好事，变阻力为鞭策。如果没有这种决心，那也就无所谓有好的政治表现，也就不堪设想了。
三．受害问题
有一位首长在一九六一年讲过，“出身不同的青年之间，不应该存在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
不应该存在，可是偏偏存在着，这是怎么造成的？
记得运动初期，受害问题首先由一些时髦人物提出来了。随着，大家都说自己受了修正主义集团的迫害。修正主义集团那么反动，要是自己不但没受迫害，反而受到宠爱，那还算是革命者吗？于是谭立夫也说他受害了。经济上受害吗？困难时期他大吃荷兰炼乳；政治上受害吗？思想那么反动还入了党，哪一点象受过委屈的公子哥儿？新改组的《北京日报》也大登特登红五类出身的青年诉苦文章，说他们是前市委修正主义路线的受害者。应该说，所有的青年都是受害者，为什么单是出身好的青年是受害者呢？我们看一看他们受了哪些害。
一“我们被拒于大学之外，大学为剥削阶级子女大开方便之门”；二“大学里出身好的青年功课不好，大受教授白眼”；三“有的出身不好的青年竟被提升当干部”；四“……”。假使这就算是受害，那么，受害的正是出身不好的青年，堂堂首都一份大报竟然这么颠倒黑白，那也无怪乎它寿终正寝了，还是让事实说话吧！
回想修正主义集团当政时，每年大学招生完毕，前高教部总发表公告：“本年优先录取了大批工农子弟，革干子弟。”不少大学几乎完全不招收黑五类子女。大学中的重要科系就更不用提了。学校则以设立“工农革干班”为荣。难道这就是“为剥削阶级子女大开方便之门”了吗？上了大学的，也是出身好的人受优待。不少大学成立“贫协”一类的组织，与团组织并立。这次运动开展以来，有禁止黑七类子女串联的，有用出身攻击敢于写大字报的同学的，有不许出身不好的青年参加各种战斗组织的，有借出身挑动群众斗群众的……。这些大家都不感到怎样意外，可见出身不好的青年受迫害历来就是常事。至于说红五类出身的青年学不好功课，那纯粹是对出身好的青年的诬蔑。何以见得出身和学习一定成反比呢？中学也如是，据前北京市教育局的调查乱班的材料，其中有“捣乱”学生出身调查一项（注意，这里的“捣乱”和造反没有关系，材料中指的是大谈男女关系，有偷窃行为的），大多出身很好，有在乱班中别人都闹他不闹的，出身反而挺糟，问其原因，答曰：“我出身不好，人家闹没事，我一闹就有事了。”这话不假，不用说中学，连小学也是如此。有位校长对青年教师说：“有两个孩子同时说一句反动的话，出身好的是影响问题，出身不好的是本质问题。”不知道是不是前团市委的指示，有一度某些学校所有出身不好的少先队干部全改选了。
近几年中学的团干部、班干部也都是从出身这个角度考虑的。一般教师也许是为舆论左右，也许是发自肺腑，没有不对出身好的青年（特别是革干子弟）另眼看待的，相反的情况纯然是例外。否则，早就扣你个“没有阶级观点”的大帽子了。
工厂这种现象也很普遍。凡是近三、四年提升的行政干部，几乎无一例外是出身好的。就连先进工作者候选名单上也有出身这一栏。有的工厂还规定，出身不好的师傅不许带徒工，不许操作精密机床。运动初期还有规定“出身不好的工人有选举权但没有被选举权”的。在总结各厂当权派罪状的时候，所谓招降纳叛（即曾经提拔过某个出身不好的人做了技术干部），是十分要紧的一条。可想而知，以后的当权派要再敢这么办才怪呢。工厂里也组织了红卫兵。出身限制很严。翻遍中央文件，只有依靠工人一说，从未见依靠出身好的工人一说。是谁把工人分成两派了呢？
农村中这样的例子更多。修正主义代表人物搞过“四清”的地方，把地富子女划分了一下成份，表现不好的，出身就是成份；表现一般的，是农业劳动者；表现好的，是中农。为什么表现好的就是中农呢？不能算贫下中农吗？那么贫下中农子弟表现坏的是不是也要划成地主富农呢？表现是出身的结果呢？还是出身是表现的结果呢？出身不好，便不能做行政、财会、保管等工作，也不能外调。没有普及中学教育的农村，能够上初中的，要教师、贫协、大队长三结合推荐。当然，他们谁肯为出身不好的少年背黑锅呢？大队长介绍：“这个娃出身好，又听话，肯干活，就是他吧！”这样的，就上初中。
社会上其他部分也如是。北京的街道近两年改选居民委员会，出身是一个首要条件。连街道办事处印制的无职业青年求业登记表上也有出身这一项。求业表上主要就有两项，除去出身，还有一项是本人简历。自己填写简历，又都是青年，自然情况差不多。用工单位来挑人，没有不挑出身好的。要不，放着出身好的你不挑，单挑出身坏的，是什么思想？所以，不被学校录取而在街道求职的青年，积年沉淀下来的，大多是出身不好的。只有在大批分配工作的时候，他们才会有被分配的把握。
“出身压死人”这句话一点也不假！类似的例子，只要是个克服了“阶级偏见”的人，都能比我们举的更多、更典型。那么，谁是受害者呢？象这样发展下去，与美国的黑人、印度的首陀罗、日本的贱民等种姓制度还有什么区别呢？
“这正是对他们的考验呀！”收起你的考验吧！你把人家估计得和他们的家长差不多，想复辟、不保险、太落后，反过来又这样过高地要求人家，以为他能经受得住这样超人的考验。看其估计，审其要求，是何等矛盾！忘记了马克思的话吗？“要求不幸者是完美无缺的”，那够多么不道德！
“他们的爸爸压迫过我们的爸爸，所以我们现在对他们不客气！”何等狭隘的血统观念！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父亲破了产，儿子只要宣布放弃继承权，就可以脱离关系，想不到今天父子关系竟紧密到这个地步了，“左”得多么可爱啊！
算了！我们不再浪费笔墨于这种毫无见地的谬论了。让我们研究一下产生这种新的种姓制度的根源吧！
这正是修正主义分子一手造成的。那么资产阶级分子为什么要压迫资产阶级出身的子弟呢？这不奇怪吗？我们说这一点也不奇怪。正因为这些青年和他们不属于同一阶级，所以他们才这样做。而对于实现复辟阴谋，无论是无产阶级出身的子弟，还是非无产阶级出身的子弟，在他们看来是没有区别的。或许，那些温室里的花朵，那些不谙世面而又躺在“自来红”包袱上的青年对他们更有利一些。特别是一九六二年，毛主席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以后，这些阴谋家便慌了手脚。当前的阶级斗争，矛头指向谁呢？斗争的矛头主要是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向他们所包庇的牛鬼蛇神。为了转移斗争的方向，他们便偷换了概念。本来父亲的成份应该是儿子的出身，现在，他们却把父亲的成份当成了儿子的成份。这样就在“阶级斗争”的幌子下，不顾中央指示，一场大规模的迫害，通过有形无形的手段，便紧锣密鼓地开场了。出身不好的青年是他们的挡箭牌，而压迫这些天生的“罪人”，则成了他们挂羊头、卖狗肉，扰乱视听的金字招牌。党中央正确地指出了他们推行形“左”实右路线，这便是其中一个渊源。
他们干这种罪恶勾当，利用的是社会上的旧习惯势力，利用的是青少年的天真幼稚，特别利用一些高干子女的盲目自豪感（例如把自己划在一二三类，因为革军、革烈实际也就是革干，而工农子女便只好是第四、第五两类了）。他们还利用部分中下层干部的缺点和错误。有些干部所以承认并且推行了这一套反动的政策，在理论上是无知的表现，他们分不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什么是小资产阶级的唯出身论；在认识上是暧昧的表现，他们分辨不出青年的哪些表现是本质的，哪些表现是表面的；在工作上是软弱无力的表现，他们不会给青年人提供表现政治思想的机会，他们不会做政治工作，以致把出身当工具，打击一些人，鼓励一些人，以推进工作；在政治上是热情衰退的表现，他们不愿做细致的调查研究，满足于用出身当框框；在革命意志上是怕字当头的表现，他们不敢提拔真正表现好的人，怕负责任。于是这些东西一起推波助澜，形成了在我们的社会制度下，在我们党的身边所绝对不能容忍的现象。一个新的特权阶层形成了，一个新的受歧视的阶层也随之形成了，而这又都是先天的，是无法更改的。正如毛主席指出的，种族压迫，就是阶级压迫。反动的修正主义分子的这套做法，也正是资产阶级反革命复辟的前奏。我们不能不指出，即使如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主要还是从右边抹杀了阶级路线，因为他们肆意包庇地富反坏右分子，包庇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把资产阶级权威老爷拉入党内，给某些五类分子厚禄高薪，和他们大讲和平共处。反过来却迫害出身不好的青年，迫害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接班人，这不是一场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又是什么？
工作队当政时期，又以极“左”的面目抹杀了阶级路线。在对待出身问题上，与修正主义集团可以称得上是一丘之貉。因此，这个严重的社会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反而更加深化了，反而将矛盾扩大化、公开化了。残酷的“连根拔”，极尽侮辱之能事的所谓“辩论”，以及搜身、辱骂、拘留以及殴打等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破坏这一部分青年生活的正常秩序的种种手段，剥夺他们政治权利的种种措施，全都以“超毛泽东思想”的面目出现了。迫使这么多人消沉了，感到自己是无罪的罪人，低人一头，很见不得人。他们不能以全部力量投入运动。想革命而又没有革命的本钱，想造反而又没有造反的条件，窒杀了多少革命青年的热情！革命队伍缩小了，这正中了反动路线的下怀。客观上起到了包庇钻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作用，起到了挑动群众斗群众的作用。有理由这样讲：如果不把以前受压迫最深的这一大部分革命青年彻底解放出来，那么这次运动就决不会取得彻底胜利！
同志们，难道还能允许这种现象继续存在下去吗？不应当填平这人为的鸿沟吗？在反动势力当政时期，受压抑的青年不仅是出身不好的青年，也包括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对抗的工农出身的青年及其他革命青年。我们呼吁：一切受反动势力迫害的革命青年，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团结起来！组织起来！你们受资产阶级压迫最深，反抗应该最坚决。在批判他们的时候，你们最有发言权。那些冒牌受害实际上得宠的谭式人物没有发言权。依靠他们批判，必然不深不透。所以你们决不是局外人，你们是掌握自己命运的主人。只有胆小鬼才等待别人恩赐，而革命者从来依靠的就是斗争！你们应该责无旁贷地捍卫毛泽东思想，捍卫党的阶级路线。既不容许修正主义集团从右面歪曲它，也不容许反动路线从“左”面攻击它。你们应该相信自己能够胜任这一光荣任务！你们也不应该排斥那些没有受压抑也没有偏见的青年。你们可以团结他们，共同战斗，共同提高。同志们，我们要相信党，我们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胜利必将属于你们！
一切受压迫的革命青年，起来勇敢战斗吧！
注释
〖１〗 〈出身论〉刚发表的时候，我们不得不这样写。现在我们看到了，一九六六年七月在团中央九中全会上讲这个话的李雪峰及其一流人物，现在都成了怎样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
〖２〗 〈出身论〉刚刚张贴时，在这句话的旁边，写满了“大毒草”、“胡说八道”之类的话，发泄够了谭力夫之流的廉价的愤慨。他们有眼光，因为这正是〈出身论〉的主题。可是历史毕竟是无情的。今天不少红卫兵组织已经引用这句话做为自己的组织纲领了。有一个红卫兵组织的宣言写道：“过去的红卫兵组织只能由所谓‘红五类’子女组织和参加，这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我们就是要造它的反。 ”谨向这些组织的大无畏的行动，致以革命的敬意。〖３〗“自来红 ”是北京的一种月饼的名称。
Sunday, April 12, 2009
The criticism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orality from wikipedia
对中国传统道德的批判
世界上的大多数古代国家都是以宗教作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唯有古代中国的儒家学说强调“以德治国”。儒家素倡德主刑辅，因为道德教化可以“防患未然”，比严刑峻法更有利于统治。不但可以麻痹人民斗志，而且有利于使统治阶级的思想成为整个社会的统治思想。
儒家又重义轻利，特别是宋明理学鼓吹“存天理，灭人欲”，把人民争取生存权利的斗争说成“人欲”，也就严重地压抑了人们的权利观念。统治者一方面为 了自己的利益为所欲为，另一方面却要求人民“舍生取义”、“杀身成仁”、“大义灭亲”，就算牺牲生命或残杀亲人也要遵守符合统治者利益的仁义道德。被牺牲 者得到的补偿仅仅是事后的精神慰藉而已。
中国古代社会的道德特点是把宗法观点和皇权至上合二为一，也就是让皇权统治和家长制统治互相呼应，强调子女必须要严守“孝道”，绝对服从家长的命 令，而皇帝则被视为全国的君父，全国的人都必须绝对服从他。孝亲的目的就在于培养忠君的感情，以期移孝作忠。忠孝不能两全时要以忠君为上，必要时“大义灭 亲”。
这些封建道德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忠孝节义四个字：
忠：臣子必须绝对服从君主，“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即使是暴君也不得反抗。
孝：子女必须绝对服从家长，“天下无不是之父母”，家长殴打虐待子女被看作理所当然的权利。
节：中国封建社会中男人可以三妻四妾，女人却被要求守身如玉、从一而终。
义：指被统治者必须誓死服从道德规范，为了统治者的利益必须毫不犹豫的牺牲自己的生命。
鲁迅在短篇小说《狂人日记》中借狂人之口指明了封建道德的吃人本质：“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Saturday, April 11, 2009
《一个人的圣经》(One Man's Bible) 摘抄
10
你问她玩过麻雀吗？或是见过小孩子玩麻雀吗？用根绳子拴住脚，一端牵在手里，翅膀一个劲直扑打，飞不了的那麻雀，拨弄来拨弄去，临了变闭上眼，一动不动吊死在绳子上。你说你小时候捉过螳螂，那碧绿的身子细长的腿，两把举起像大刀一样的钳子，挺神气，到小孩子手上，拴根细绳，两折腾三折腾，几下变肢解了。你问她是不是也有类似的经验？
"可人不是麻雀！"她抗议道。
"当然也不是螳螂，"你说，"也不是英雄，抗拒不了权利和暴力，只有逃命。"
You ask if she has ever played with sparrows, or watched children at it. A string is tied to one of the sparrow's legs while the child holds the other end of the string. The sparrow flaps its wings desperately but can't fly, and is tormented until it just closes its eyes and stops moving, strangled by the string. You say that, as a child, you used to catch praying mantises. That jade-green body with its long, thin legs and two pincers raised like meat cleavers looks ferocious, but when children tie a fine thread to one of its legs, it tosses and turns a few times, and then falls to pieces. You ask if she's had such experiences.
"People aren't sparrows!" she protests.
"And, of course, they're not praying mantises either," you say. "Nor are they heroes, and if they can't stand up to might and power, they can only flee."
13
当时他突然说，要知道桌上的这瓶墨水并非蓝色。融说，更确切，是墨蓝。可说他，大家看到这颜色通常都说是蓝的，或墨蓝，也就约定俗成，给个共同的名称，其实各人看到的颜色未必一样。融说不，不管你我怎么看，那颜色总不变。他说颜色固然不变，可各人眼里看到的颜色是不是同样的，谁也无法知道。融说那总得有个说法。他说沟通的不过是蓝色或墨蓝这个词，其实同一个词背后要传达的视觉并不一样。融问那这瓶里的墨水究竟什么颜色？他说谁知道？融沉默了一会，说这让他有点害怕。
下午的阳光黄橙橙射到房里的地板上，常年拖洗得木制纹理分明。他突然也感染上融的惶恐，连阳光照射的这实实在在的地板也变得有些古怪是不是就这样真实，不免也怀疑起来。人不可能了解这个世界，而这个世界的存在全凭个人的感觉，人一死就世界也就浑浑然，或者也就不存在了，那么，活着还有什么确定的意义？
他上大学之后，融在农村修小水电站，当了个技术员，还相互通信，这种讨论继续了好一段时间。这种认知竟动摇了他们在学校得到的教育，同为人民服务建设一个新世界那确定无疑的理想全然不同。他于是惧怕生命消失，所谓使命感或人生的抱负都仿佛失去着落。现如今，却连活下去都成为沉重的负担。
Suddenly, he said he wanted Rong to know the ink in the bottle on the table was not blue. Rong said, to be more accurate, it was ink-blue. But, he argued with Rong, when people saw this color and said it was blue or ink-blue, it established an agreement or a convention that gave it a common name, but, in fact, the color seen in the eyes of each person was not necessarily the same. Rong disagreed, saying that however either one of them saw it, the color didn't change. The color, of course, did not change, but whether or not the color seen in the eyes of each person was the same, no one could know. Rong said there had to be an explanation. What was communicated was simply the term "blue", or "ink-blue", and, in fact, the visual perception conveyed by the same word was different. Rong asked what was the color of the in k in the bottle? He said who knows? Rong was silent for a while and then said he found it all a bit scary.
The yellow-orange rays of the afternoon sun were shining on the floorboards of the room. Years of washing and scrubbing had made the grain of the wood stand out. Suddenly, he was infected by Rong's terror. With the sun shinning on them, even those very real floorboards became odd, and he began to wonder if they were actually so real after all. People could not comprehend the world, and the existence of the world depended on an individual's perception of it. If, when a person died, the world, too, became murky, or perhaps no longer existed, then what definite meaning did being alive have?
Afterwards, he went to university while Rong stayed on in the village and worked as a technician in a small hydroelectric plant. They corresponded and continued such discussions for quite some time. This sort of awareness threw into question their entire school education; it was completely at odds with the unwavering certainty of the ideals of serving the peopl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society. He came to fear that his life was disappearing, it was as if there was no place for his sense of mission or responsibility to life. Now, however, even just being able to stay alive had become a serious problem.
你问她玩过麻雀吗？或是见过小孩子玩麻雀吗？用根绳子拴住脚，一端牵在手里，翅膀一个劲直扑打，飞不了的那麻雀，拨弄来拨弄去，临了变闭上眼，一动不动吊死在绳子上。你说你小时候捉过螳螂，那碧绿的身子细长的腿，两把举起像大刀一样的钳子，挺神气，到小孩子手上，拴根细绳，两折腾三折腾，几下变肢解了。你问她是不是也有类似的经验？
"可人不是麻雀！"她抗议道。
"当然也不是螳螂，"你说，"也不是英雄，抗拒不了权利和暴力，只有逃命。"
You ask if she has ever played with sparrows, or watched children at it. A string is tied to one of the sparrow's legs while the child holds the other end of the string. The sparrow flaps its wings desperately but can't fly, and is tormented until it just closes its eyes and stops moving, strangled by the string. You say that, as a child, you used to catch praying mantises. That jade-green body with its long, thin legs and two pincers raised like meat cleavers looks ferocious, but when children tie a fine thread to one of its legs, it tosses and turns a few times, and then falls to pieces. You ask if she's had such experiences.
"People aren't sparrows!" she protests.
"And, of course, they're not praying mantises either," you say. "Nor are they heroes, and if they can't stand up to might and power, they can only flee."
13
当时他突然说，要知道桌上的这瓶墨水并非蓝色。融说，更确切，是墨蓝。可说他，大家看到这颜色通常都说是蓝的，或墨蓝，也就约定俗成，给个共同的名称，其实各人看到的颜色未必一样。融说不，不管你我怎么看，那颜色总不变。他说颜色固然不变，可各人眼里看到的颜色是不是同样的，谁也无法知道。融说那总得有个说法。他说沟通的不过是蓝色或墨蓝这个词，其实同一个词背后要传达的视觉并不一样。融问那这瓶里的墨水究竟什么颜色？他说谁知道？融沉默了一会，说这让他有点害怕。
下午的阳光黄橙橙射到房里的地板上，常年拖洗得木制纹理分明。他突然也感染上融的惶恐，连阳光照射的这实实在在的地板也变得有些古怪是不是就这样真实，不免也怀疑起来。人不可能了解这个世界，而这个世界的存在全凭个人的感觉，人一死就世界也就浑浑然，或者也就不存在了，那么，活着还有什么确定的意义？
他上大学之后，融在农村修小水电站，当了个技术员，还相互通信，这种讨论继续了好一段时间。这种认知竟动摇了他们在学校得到的教育，同为人民服务建设一个新世界那确定无疑的理想全然不同。他于是惧怕生命消失，所谓使命感或人生的抱负都仿佛失去着落。现如今，却连活下去都成为沉重的负担。
Suddenly, he said he wanted Rong to know the ink in the bottle on the table was not blue. Rong said, to be more accurate, it was ink-blue. But, he argued with Rong, when people saw this color and said it was blue or ink-blue, it established an agreement or a convention that gave it a common name, but, in fact, the color seen in the eyes of each person was not necessarily the same. Rong disagreed, saying that however either one of them saw it, the color didn't change. The color, of course, did not change, but whether or not the color seen in the eyes of each person was the same, no one could know. Rong said there had to be an explanation. What was communicated was simply the term "blue", or "ink-blue", and, in fact, the visual perception conveyed by the same word was different. Rong asked what was the color of the in k in the bottle? He said who knows? Rong was silent for a while and then said he found it all a bit scary.
The yellow-orange rays of the afternoon sun were shining on the floorboards of the room. Years of washing and scrubbing had made the grain of the wood stand out. Suddenly, he was infected by Rong's terror. With the sun shinning on them, even those very real floorboards became odd, and he began to wonder if they were actually so real after all. People could not comprehend the world, and the existence of the world depended on an individual's perception of it. If, when a person died, the world, too, became murky, or perhaps no longer existed, then what definite meaning did being alive have?
Afterwards, he went to university while Rong stayed on in the village and worked as a technician in a small hydroelectric plant. They corresponded and continued such discussions for quite some time. This sort of awareness threw into question their entire school education; it was completely at odds with the unwavering certainty of the ideals of serving the peopl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society. He came to fear that his life was disappearing, it was as if there was no place for his sense of mission or responsibility to life. Now, however, even just being able to stay alive had become a serious problem.
Friday, April 10, 2009
我准备
把先生推荐的《野火集》借来看。
USC的图书馆很强大啊，有个好大的East Asian Section，里面好多中文书。
龙姐姐的这段话写得真好：“民主并非只是选举投票，它是生活方式，是思维方式，是你每天呼吸的空气、举手投足的修养，个人回转的空间。这，在小方格窗里是看不到的。所以如果你对小方格里的混乱失望，不要忘记，真正的民主在生活里，在方格以外的纵深和广度里。”
USC的图书馆很强大啊，有个好大的East Asian Section，里面好多中文书。
龙姐姐的这段话写得真好：“民主并非只是选举投票，它是生活方式，是思维方式，是你每天呼吸的空气、举手投足的修养，个人回转的空间。这，在小方格窗里是看不到的。所以如果你对小方格里的混乱失望，不要忘记，真正的民主在生活里，在方格以外的纵深和广度里。”
Thursday, April 9, 2009
文学的理由 (The case for literature) -- 高行健 (Gao Xingjian)
English version
我不知道是不是命运把我推上这讲坛，由种种机缘造成的这偶然，不妨称之为命运。上帝之有无且不去说，面对这不可知，我总心怀敬畏，虽然我一直自认是无神论者。
一个人不可能成为神，更别说替代上帝，由超人来主宰这个世界，只能把这世界搅得更乱，更加糟糕。尼采之后的那一个世纪，人为的灾难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了最黑暗的纪录。形形色色的超人，号称人民的领袖、国家的元首、民族的统帅，不惜动用一切暴力手段造成的罪行，绝非是一个极端自恋的哲学家那一番疯话可以比拟的。我不想滥用这文学的讲坛去奢谈政治和历史，仅仅藉这个机会发出一个作家纯然个人的声音。
作家也同样是一个普通人，可能还更为敏感，而过于敏感的人也往往更为脆弱。一个作家不以人民的代言人或正义的化身说的话，那声音不能不微弱，然而，恰恰是这种个人的声音倒更为真实。
这里，我想要说的是，文学也只能是个人的声音，而且，从来如此。文学一旦弄成国家的颂歌、民族的旗帜、政党的喉舌，或阶级与集团的代言，尽管可以动用传播手段，声势浩大，铺天盖地而来，可这样的文学也就丧失本性，不成其为文学，而变成权力和利益的代用品。
What I want to say here is that literature can only be the voice of the individual and this has always been so. Once literature is contrived as the hymn of the nation, the flag of the race, the mouthpiece of a political party or the voice of a class or a group, it can be employed as a mighty and all-engulfing tool of propaganda. However, such literature loses what is inherent in literature, ceases to be literature, and becomes a substitute for power and profit.
这刚刚过去的一个世纪，文学恰恰面临这种不幸，而且较之以往的任何时代，留下的政治与权力的烙印更深，作家经受的迫害也更甚。文学要维护自身存在的理由而不成为政治的工具，不能不回到个人的声音，也因为文学首先是出自个人的感受，有感而发。这并不是说文学就一定脱离政治，或是文学就一定干预政治，有关文学的所谓倾向性或作家的政治倾向，诸如此类的论战也是上一个世纪折腾文学的一大病痛。与此相关的传统与革新，弄成了保守与革命，把文学的问题统统变成进步与反动之争，都是意识形态在作怪。而意识形态一旦同权力结合在一起，变成现实的势力，那么文学与个人便一起遭殃。
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的劫难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乃至于弄得一度奄奄一息，正在于政治主宰文学，而文学革命和革命文学都同样将文学与个人置于死地。以革命的名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讨伐导致公然禁书、烧书。作家被杀害、监禁、流放和罚以苦役的，这百年来无以计数，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帝制朝代都无法与之相比，弄得中文的文学写作无比艰难，而创作自由更难谈及。
作家倘若想要赢得思想的自由，除了沉默便是逃亡。而诉诸言语的作家，如果长时间无言，也如同自杀。逃避自杀与封杀，还要发出自己个人的声音的作家不能不逃亡。回顾文学史，从东方到西方莫不如此，从屈原到但丁，到乔伊斯，到托马斯．曼，到索忍尼辛，到一九八九年后中国知识分子成批的流亡，这也是诗人和作家还要保持自己的声音而不可避免的命运。
在毛泽东实施全面专政的那些年代里，却连逃亡也不可能。曾经蔽护过封建时代文人的山林寺庙悉尽扫荡，私下偷偷写作得冒生命危险。一个人如果还想保持独立思考，只能自言自语，而且得十分隐秘。我应该说，正是在文学做不得的时候我才充分认识到其所以必要，是文学让人还保持人的意识。
自言自语可以说是文学的起点，藉语言而交流则在其次。人把感受与思考注入到语言中，通过书写而诉诸文字，成为文学。当其时，没有任何功利的考虑，甚至想不到有朝一日能得以发表，却还要写，也因为从这书写中就已经得到快感，获得补偿，有所慰藉。我的长篇小说《灵山》正是在我的那些已严守自我审查的作品却还遭到查禁之时著手的，纯然为了排遣内心的寂寞，为自己而写，并不指望有可能发表。
回顾我的写作经历，可以说，文学就其根本乃是人对自身价值的确认，书写其时便已得到肯定。文学首先诞生于作者自我满足的需要，有无社会效应则是作品完成之后的事，再说，这效应如何也不取决于作者的意愿。
文学史上不少传世不朽的大作，作家生前都未曾得以发表，如果不在写作之时从中就已得到对自己的确认，又如何写得下去？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小说《西游记》、《水浒传》、《金瓶梅》和《红楼梦》的作者，这四大才子的生平如今同莎士比亚一样尚难查考，只留下了施耐庵的一篇自述，要不是如他所说，聊以自慰，又如何能将毕生的精力投入生前无偿的那宏篇钜制？现代小说的发端者卡夫卡和二十世纪最深沉的诗人费尔南多．毕索瓦不也如此？他们诉诸语言并非旨在改造这个世界，而且深知个人无能为力却还言说，这便是语言拥有的魅力。
为什么《三国演义》被《金瓶梅》取代了？我要去读金瓶梅。 -- Claire
语言乃是人类文明最上乘的结晶，它如此精微，如此难以把握，如此透彻，又如此无孔不入，穿透人的感知，把人这感知的主体同对世界的认识联系起来。通过书写留下的文字又如此奇妙，令一个个孤立的个人，即使是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时代的人，也能得以沟通。文学书写和阅读的现时性同它拥有的永恒的精神价值也就这样联系在一起。
我以为，现今一个作家刻意强调某一种民族文化总也有点可疑。就我的出生、使用的语言而言，中国的文化传统自然在我身上，而文化又总同语言密切相关，从而形成感知、思维和表述的某种较为稳定的特殊方式。但作家的创造性恰恰在这种语言说过了的地方方才开始，在这种语言尚未充分表述之处加以诉说。作为语言艺术的创造者没有必要给自己贴上个现成的一眼可辨认的民族标签。
文学作品之超越国界，通过翻译又超越语种，进而越过地域和历史形成的某些特定的社会习俗和人际关系，深深透出的人性乃是人类普遍相通的。再说，一个当今的作家，谁都受过本民族文化之外的多重文化的影响，强调民族文化的特色如果不是出于旅游业广告的考虑，不免令人生疑。
Literature transcends national boundaries — through translations it transcends languages and then specific social customs and inter-human relationships created by geographical location and history — to make profound revelations about the universality of human nature. Furthermore, the writer today receives multicultural influences outside the culture of his own race so, unless it is to promote tourism, emphasising the cultural features of a people is inevitably suspect.
文学之超越意识形态，超越国界，也超越民族意识，如同个人的存在原本超越这样或那样的主义，人的生存状态总也大于对生存的论说与思辨。文学是对人的生存困境的普遍关照，没有禁忌。对文学的限定总来自文学之外，政治的，社会的，伦理的，习俗的，都企图把文学裁剪到各种框架里，好作为一种装饰。
Literature transcends ideology, national boundaries and racial consciousness in the same way as the individual’s existence basically transcends this or that -ism. This is because man’s existential condition is superior to any theories or speculations about life. Literature is a universal observation on the dilemmas of human existence and nothing is taboo. Restrictions on literature are always externally imposed: politics, society, ethics and customs set out to tailor literature into decorations for their various frameworks.
然而，文学既非权力的点缀，也非社会时尚的某种风雅，自有其价值判断，也即审美。同人的情感息息相关的审美是文学作品唯一不可免除的判断。诚然，这种判断也因人而异，也因为人的情感总出自不同的个人。然而，这种主观的审美判断又确有普遍可以认同的标准，人们通过文学薰陶而形成的鉴赏力，从阅读中重新体会到作者注入的诗意与美，崇高与可笑，悲悯与怪诞，与幽默与嘲讽，凡此种种。
而诗意并非只来自抒情。作家无节制的自恋是一种幼稚病，诚然，初学写作时，人人难免。再说，抒情也有许许多多的层次，更高的境界不如冷眼静观。诗意便隐藏在这有距离的观注中。而这观注的目光如果也审视作家本人，同样凌驾于书中的人物和作者之上，成为作家的第三只眼，一个尽可能中性的目光，那么灾难与人世的垃圾便也经得起端详，在勾起痛苦、厌恶与恶心的同时，也唤醒悲悯、对生命的爱惜与眷恋之情。
Poetic feeling does not derive simply from the expression of the emotions nevertheless unbridled egotism, a form of infantilism, is difficult to avoid in the early stages of writing. Also, there are numerous levels of emotional expression and to reach higher levels requires cold detachment. Poetry is concealed in the distanced gaze. Furthermore, if this gaze also examines the person of the author and overarches both the characters of the book and the author to become the author’s third eye, one that is as neutral as possible, the disasters and the refuse of the human world will all be worthy of scrutiny. Then as feelings of pain, hatred and abhorrence are aroused so too are feelings of concern and love for life.
植根于人的情感的审美恐怕是不会过时的，虽然文学如同艺术，时髦年年在变。然而，文学的价值判断同时尚的区别就在于后者唯新是好，这也是市场的普遍运作的机制，书市也不例外。而作家的审美判断倘若也追随市场的行情，则无异于文学的自杀。尤其是现今这个号称消费的社会，我以为恰恰得诉诸一种冷的文学。
十年前，我结束费时七年写成的《灵山》之后，写了一篇短文，就主张这样一种文学：
「文学原本同政治无关，只是纯然个人的事情，一番观察，一种对经验的回顾，一些臆想和种种感受，某种心态的表达，兼以对思考的满足。」
"Literature is not concerned with politics but is purely a matter of the individual. It is the gratification of the intellect together with an observation, a review of what has been experienced, reminiscences and feelings or the portrayal of a state of mind."
「所谓作家，无非是一个人自己在说话，在写作，他人可听可不听，可读可不读，作家既不是为民请命的英雄，也不值得作为偶像来崇拜，更不是罪人或民众的敌人，之所以有时竟跟著作品受难，只因为是他人的需要。当权势需要制造几个敌人来转移民众注意力的时候，作家便成为一种牺牲品。而更为不幸的是，弄晕了的作家竟也以为当祭品是一大光荣。」
「其实，作家同读者的关系无非是精神上的一种交流，彼此不必见面，不必交往，只通过作品得以沟通。文学作为人类活动尚免除不了的一种行为，读与写双方都自觉自愿。因此，文学对于大众不负有甚么义务。」
「这种恢复了本性的文学，不妨称之为冷的文学。它所以存在仅仅是人类在追求物欲满足之外的一种纯粹的精神活动。这种文学自然并非始于今日，只不过以往主要得抵制政治势力和社会习俗的压迫，现今还要对抗这消费社会商品价值观的浸淫，求其生存，首先得自甘寂寞。
"This sort of literature that has recovered its innate character can be called cold literature. It exists simply because humankind seeks a purely spiritual activity beyond the gratification of material desires. This sort of literature of course did not come into being today. However, whereas in the past it mainly had to fight oppressive political forces and social customs, today it has to do battle with the subversive commercial values of consumerist society. For it to exist depends on a willingness to endure the loneliness."
「作家倘从事这种写作，显然难以为生，不得不在写作之外另谋生计，因此，这种文学的写作，不能不说是一种奢侈，一种纯然精神上的满足。这种冷的文学能有幸出版而流传在世，只靠作者和他们的朋友的努力。曹雪芹和卡夫卡都是这样的例子。他们的作品生前甚至都未能出版，更别说造成甚么文学运动，或成为社会的明星。这类作家生活在社会的边缘和夹缝里，埋头从事这种当时并不指望报偿的精神活动，不求社会的认可，只自得其乐。」
「冷的文学是一种逃亡而求其生存的文学，是一种不让社会扼杀而求得精神上自救的文学，一个民族倘竟容不下这样一种非功利的文学，不仅是作家的不幸，也该是这个民族的悲哀。」
"Cold literature is literature that will flee in order to survive, it is literature that refuses to be strangled by society in its quest for spiritual salvation. If a race cannot accommodate this sort of non-utilitarian literature it is not merely a misfortune for the writer but a tragedy for the race."
我居然在有生之年，有幸得到瑞典文学院给予的这巨大的荣誉与奖赏，这也得力于我在世界各地的朋友们多年来不计报酬，不辞辛苦，翻译、出版、演出和评介我的作品，在此我就不一一致谢了，因为这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名单。
我还应该感谢的是法国接纳了我，在这个以文学与艺术为荣的国家，我既赢得了自由创作的条件，也有我的读者和观众。我有幸并非那么孤单，虽然从事的是一种相当孤独的写作。
我在这里还要说的是，生活并不是庆典，这世界也并不都像一百八十年来未有过战争如此和平的瑞典，新来临的这世纪并没有因为经历过上世纪的那许多浩劫就此免疫。记忆无法像生物的基因那样可以遗传。拥有智能的人类并不聪明到足以吸取教训，人的智能甚至有可能恶性发作而危及到人自身的存在。
人类并非一定从进步走向进步。历史，这里我不得不说到人类的文明史，文明并非是递进的。从欧洲中世纪的停滞到亚洲大陆近代的衰败与混乱乃至二十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杀人的手段也越来越高明，并不随同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就一定更趋文明。
以一种科学主义来解释历史，或是以建立在虚幻的辩证法上的历史观来演绎，都未能说明人的行为。这一个多世纪以来对乌托邦的狂热和不断革命如今都尘埃落地，得以幸存的人难道不觉得苦涩？
否定的否定并不一定达到肯定，革命并不就带来建树，对新世界的乌托邦以铲除旧世界作为前提，这种社会革命论也同样施加于文学，把这本是创造的园地变为战场，打倒前人，践踏文化传统，一切从零开始，唯新是好，文学的历史也被诠释为不断的颠覆。
The denial of a denial does not necessarily result in an affirmation. Revolution did not merely bring in new things because the new utopian world was premised on the destruction of the old. This theory of social revolution was similarly applied to literature and turned what had once been a realm of creativity into a battlefield in which earlier people were overthrown and cultural traditions were trampled upon. Everything had to start from zero, modernisation was good, and the history of literature too was interpreted as a continuing upheaval.
作家其实承担不了创世主的角色，也别自我膨胀为基督，弄得自己精神错乱变成狂人，也把现世变成幻觉，身外全成了炼狱，自然活不下去的。他人固然是地狱，这自我如果失控，何尝不也如此？弄得自己为未来当了祭品且不说，也要别人跟著牺牲。
The writer cannot fill the role of the Creator so there is no need for him to inflate his ego by thinking that he is God. This will not only bring about psychological dysfunction and turn him into a madman but will also transform the world into a hallucination in which everything external to his own body is purgatory and naturally he cannot go on living. Others are clearly hell: presumably it is like this when the self loses control. Needless to say he will turn himself into a sacrifice for the future and also demand that others follow suit in sacrificing themselves.
这二十世纪的历史不必匆匆去作结论，倘若还陷入在某种意识形态的框架的废墟里，这历史也是白写的，后人自会修正。
作家也不是预言家，要紧的是活在当下，解除骗局，丢掉妄想，看清此时此刻，同时也审视自我。自我也一片混沌，在质疑这世界与他人的同时，不妨也回顾自己。灾难和压迫固然通常来自身外，而人自己的怯懦与慌乱也会加深痛苦，并给他人造成不幸。
The writer is also not a prophet. What is important is to live in the present, to stop being hoodwinked, to cast off delusions, to look clearly at this moment of time and at the same time to scrutinise the self. This self too is total chaos and while questioning the world and others one may as well look back at one’s self. Disaster and oppression do usually come from another but man’s cowardice and anxiety can often intensify the suffering and furthermore create misfortune for others.
人类的行为如此费解，人对自身的认知尚难得清明，文学则不过是人对自身的观注，观审其时，多少萌发出一缕照亮自身的意识。
文学并不旨在颠覆，而贵在发现和揭示鲜为人知或知之不多，或以为知道而其实不甚了了的这人世的真相。真实恐怕是文学颠扑不破的最基本的品格。
To subvert is not the aim of literature, its value lies in discovering and revealing what is rarely known, little known, thought to be known but in fact not very well known of the truth of the human world. It would seem that truth is the unassailable and most basic quality of literature.
这新世纪业已来临，新不新先不去说，文学革命和革命文学随同意识形态的崩溃大抵该结束了。笼罩了一个多世纪的社会乌托邦的幻影已烟消云散，文学摆脱掉这样或那样的主义的束缚之后，还得回到人的生存困境上来，而人类生存的这基本困境并没有多大改变，也依然是文学永恒的主题。
这是个没有预言没有许诺的时代，我以为这倒不坏。作家作为先知和裁判的角色也该结束了，上一个世纪那许许多多的预言都成了骗局。对未来与其再去制造新的迷信，不如拭目以待。作家也不如回到见证人的地位，尽可能呈现真实。
这并非说要文学等同于纪实。要知道，实录证词提供的事实如此之少，并且往往掩盖住酿成事件的原因和动机。而文学触及到真实的时候，从人的内心到事件的过程都能揭示无遗，这便是文学拥有的力量，如果作家如此这般去展示人生存的真实状况而不胡编乱造的话。
作家把握真实的洞察力决定作品品格的高低，这是文字游戏和写作技巧无法替代的。诚然，何谓真实也众说纷纭，而触及真实的方法也因人而异，但作家对人生的众生相是粉饰还是直陈无遗，却一眼便可看出。把真实与否变成对词义的思辨，不过是某种意识形态下的某种文学批评的事，这一类的原则和教条同文学创作并没有多大关系。
It is a writer’s insights in grasping truth that determine the quality of a work, and word games or writing techniques cannot serve as substitutes. Indeed, there are numerous definitions of truth and how it is dealt with varies from person to person but it can be seen at a glance whether a writer is embellishing human phenomena or making a full and honest portrayal. The literary criticism of a certain ideology turned truth and untruth into semantic analysis, but such principles and tenets are of little relevance in literary creation.
对作家来说，面对真实与否，不仅仅是个创作方法的问题，同写作的态度也密切相关。笔下是否真实同时也意味下笔是否真诚，在这里，真实不仅仅是文学的价值判断，也同时具有伦理的涵义。作家并不承担道德教化的使命，既将大千世界各色人等悉尽展示，同时也将自我袒裎无遗，连人内心的隐秘也如是呈现，真实之于文学，对作家来说，几乎等同于伦理，而且是文学至高无上的伦理。
However whether or not the writer confronts truth is not just an issue of creative methodology, it is closely linked to his attitude towards writing. Truth when the pen is taken up at the same time implies that one is sincere after one puts down the pen. Here truth is not simply an evaluation of literature but at the same time has ethical connotations. It is not the writer’s duty to preach morality and while striving to portray various people in the world he also unscrupulously exposes his self, even the secrets of his inner mind. For the writer truth in literature approximates ethics, it is the ultimate ethics of literature.
那怕是文学的虚构，在写作态度严肃的作家手下，也照样以呈现人生的真实为前提，这也是古往今来那些不朽之作的生命力所在。正因为如此，希腊悲剧和莎士比亚永远也不会过时。
文学并不只是对现实的摹写，它切入现实的表层，深深触及到现实的底蕴；它揭开假象，又高高凌驾于日常的表象之上，以宏观的视野来显示事态的来龙去脉。
Literature does not simply make a replica of reality but penetrates the surface layers and reaches deep into the inner workings of reality; it removes false illusions, looks down from great heights at ordinary happenings, and with a broad perspective reveals happenings in their entirety.
当然，文学也诉诸想像。然而，这种精神之旅并非胡说八道，脱离真实感受的想像，离开生活经验的根据去虚构，只能落得苍白无力。作者自己都不信服的作品也肯定打动不了读者。诚然，文学并非只诉诸日常生活的经验，作家也并不囿于亲身的经历，耳闻目睹以及在前人的文学作品中已经陈述过的，通过语言的载体也能化为自己的感受，这也是文学语言的魅力。
如同咒语与祝福，语言拥有令人身心震荡的力量，语言的艺术便在于陈述者能把自己的感受传达给他人，而不仅仅是一种符号系统、一种语义建构，仅仅以语法结构而自行满足。如果忘了语言背后那说话的活人，对语义的演绎很容易变成智力游戏。
As with a curse or a blessing language has the power to stir body and mind. The art of language lies in the presenter being able to convey his feelings to others, it is not some sign system or semantic structure requiring nothing more than grammatical structures. If the living person behind language is forgotten, semantic expositions easily turn into games of the intellect.
语言不只是概念与观念的载体，同时还触动感觉和直觉，这也是符号和信息无法取代活人的言语的缘故。在说出的词语的背后，说话人的意愿与动机，声调与情绪，仅仅靠词义与修辞是无法尽言的。文学语言的涵义得由活人出声说出来才充分得以体现，因而也诉诸听觉，不只以作为思维的工具而自行完成。人之需要语言也不仅仅是传达意义，同时是对自身存在的倾听和确认。
这里，不妨借用笛卡儿的话，对作家而言，也可以说：我表述故我在。而作家这我，可以是作家本人，或等同于叙述者，或变成书中的人物，既可以是他，也可以是你，这叙述者主体又一分为三。主语人称的确定是表达感知的起点，由此而形成不同的叙述方式。作家是在找寻他独特的叙述方式的过程中实现他的感知。
我在小说中，以人称来取代通常的人物，又以我、你、他这样不同的人称来陈述或关注同一个主人公。而同一个人物用不同的人称来表述，造成的距离感也给演员的表演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内心的空间，我把不同人称的转换也引入到剧作法中。
小说或戏剧作品都没有也不可能写完，轻而易举去宣布某种文学和艺术样式的死亡也是一种虚妄。
与人类文明同时诞生的语言有如生命，如此奇妙，拥有的表现力也没有穷尽，作家的工作就在于发现并开拓这语言蕴藏的潜能。作家不是造物主，他既铲除不了这个世界，那怕这世界已如此陈旧。他也无力建立甚么新的理想的世界，那怕这现实世界如此怪诞而非人的智力可以理解，但他确实可以多多少少作出些新鲜的表述，在前人说过的地方还有可说的，或是在前人说完了的地方才开始说。
对文学的颠覆是一种文学革命的空话。文学没有死亡，作家也是打不倒的。每一个作家在书架上都有他的位置，只要还有读者来阅读，他就活了。一个作家如果能在人类已如此丰盛的文学库存里留得下一本日后还可读的书该是莫大的慰藉。
然而，文学，不论就作者的写作而言，还是就读者阅读而言，都只在此时此刻得以实现，并从中得趣。为未来写作如果不是故作姿态，也是自欺欺人。文学为的是生者，而且是对生者这当下的肯定。这永恒的当下，对个体生命的确认，才是文学之为文学而不可动摇的理由，如果要为这偌大的自在也寻求一个理由的话。
不把写作作为谋生的手段的时候，或是写得得趣而忘了为甚么写作和为谁写作之时，这写作才变得充分必要，非写不可，文学便应运而生。文学如此非功利，正是文学的本性。文学写作变成一种职业是现代社会的分工并不美妙的结果，对作家来说，是个十足的苦果。
尤其是现今面临的这时代，市场经济已无孔不入，书籍也成了商品。面对无边无际盲目的市场，别说孤零零一个作家，以往文学派别的结社和运动也无立足之地。作家要不屈从于市场的压力，不落到制作文化产品的起步以满足时兴的口味而写作的话，不得不自谋生路。文学并非是畅销书和排行榜，而影视传媒推崇的与其说是作家，不如说作的是广告。写作的自由既不是恩赐的，也买不来，而首先来自作家自己内心的需要。
说佛在你心中，不如说自由在心中，就看你用不用。你如果拿自由去换取别的甚么，自由这鸟儿就飞了，这就是自由的代价。
Instead of saying that Buddha is in the heart it would be better to say that freedom is in the heart and it simply depends on whether one makes use of it. If one exchanges freedom for something else then the bird that is freedom will fly off, for this is the cost of freedom.
作家所以不计报酬还写自己要写的，不仅是对自身的肯定，自然也是对社会的某种挑战。但这种挑战不是故作姿态，作家不必自我膨胀为英雄或斗士，再说英雄或斗士所以奋斗不是为了一个伟大的事业，便是要建立一番功勋，那都是文学作品之外的事情。作家如果对社会也有所挑战，不过是一番言语，而且得寄托在他作品的人物和情境中，否则只能有损于文学。文学并非愤怒的呐喊，而且还不能把个人的愤慨变成控诉。作家个人的情感只有化解在作品中而成为文学，才经得起时间的损耗，长久活下去。
因而，作家对社会的挑战不如说是作品在挑战。能经久不朽的作品当然是对作者所处的时代和社会一个有力的回答。其人其事的喧嚣已荡然无存，唯有这作品中的声音还呼之即出，只要有读者还读的话。
诚然，这种挑战改变不了社会，只不过是个人企图超越社会生态的一般限定，作出的一个并不起眼的姿态，但毕竟是多多少少不寻常的姿态，这也是做人的一点骄傲。人类的历史如果只由那不可知的规律左右，盲目的潮流来来去去，而听不到个人有些异样的声音，不免令人悲哀。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正是对历史的补充。历史那巨大的规律不由分说施加于人之时，人也得留下自己的声音。人类不只有历史，也还留下了文学，这也是虚枉的人却也还保留的一点必要的自信。
Indeed such a challenge cannot transform society. It is merely an individual aspiring to transcend the limitations of the social ecology and taking a very inconspicuous stance. However this is by no means an ordinary stance for it is one that takes pride in being human. It would be sad if human history is only manipulated by the unknowable laws and moves blindly with the current so that the different voices of individuals cannot be heard. It is in this sense that literature fills in the gaps of history. When the great laws of history are not used to explain humankind it will be possible for people to leave behind their own voices. History is not all that humankind possesses, there is also the legacy of literature. In literature the people are inventions but they retain an essential belief in their own self-worth.
尊敬的院士们，我感谢你们把诺贝尔这奖给了文学，给了不回避人类的苦难，不回避政治压迫而又不为政治效劳独立不移的文学。我感谢你们把这最有声誉的奖赏给了远离市场的炒作不受注意却值得一读的作品。同时，我也感谢瑞典文学院让我登上这举世注目的讲坛，听我这一席话，让一个脆弱的个人面对世界发出这一番通常未必能在公众传媒上听得到的微弱而不中听的声音。然而，我想，这大抵正是这诺贝尔文学奖的宗旨。谢谢诸位给我这样一个机会。
我不知道是不是命运把我推上这讲坛，由种种机缘造成的这偶然，不妨称之为命运。上帝之有无且不去说，面对这不可知，我总心怀敬畏，虽然我一直自认是无神论者。
一个人不可能成为神，更别说替代上帝，由超人来主宰这个世界，只能把这世界搅得更乱，更加糟糕。尼采之后的那一个世纪，人为的灾难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了最黑暗的纪录。形形色色的超人，号称人民的领袖、国家的元首、民族的统帅，不惜动用一切暴力手段造成的罪行，绝非是一个极端自恋的哲学家那一番疯话可以比拟的。我不想滥用这文学的讲坛去奢谈政治和历史，仅仅藉这个机会发出一个作家纯然个人的声音。
作家也同样是一个普通人，可能还更为敏感，而过于敏感的人也往往更为脆弱。一个作家不以人民的代言人或正义的化身说的话，那声音不能不微弱，然而，恰恰是这种个人的声音倒更为真实。
这里，我想要说的是，文学也只能是个人的声音，而且，从来如此。文学一旦弄成国家的颂歌、民族的旗帜、政党的喉舌，或阶级与集团的代言，尽管可以动用传播手段，声势浩大，铺天盖地而来，可这样的文学也就丧失本性，不成其为文学，而变成权力和利益的代用品。
What I want to say here is that literature can only be the voice of the individual and this has always been so. Once literature is contrived as the hymn of the nation, the flag of the race, the mouthpiece of a political party or the voice of a class or a group, it can be employed as a mighty and all-engulfing tool of propaganda. However, such literature loses what is inherent in literature, ceases to be literature, and becomes a substitute for power and profit.
这刚刚过去的一个世纪，文学恰恰面临这种不幸，而且较之以往的任何时代，留下的政治与权力的烙印更深，作家经受的迫害也更甚。文学要维护自身存在的理由而不成为政治的工具，不能不回到个人的声音，也因为文学首先是出自个人的感受，有感而发。这并不是说文学就一定脱离政治，或是文学就一定干预政治，有关文学的所谓倾向性或作家的政治倾向，诸如此类的论战也是上一个世纪折腾文学的一大病痛。与此相关的传统与革新，弄成了保守与革命，把文学的问题统统变成进步与反动之争，都是意识形态在作怪。而意识形态一旦同权力结合在一起，变成现实的势力，那么文学与个人便一起遭殃。
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的劫难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乃至于弄得一度奄奄一息，正在于政治主宰文学，而文学革命和革命文学都同样将文学与个人置于死地。以革命的名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讨伐导致公然禁书、烧书。作家被杀害、监禁、流放和罚以苦役的，这百年来无以计数，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帝制朝代都无法与之相比，弄得中文的文学写作无比艰难，而创作自由更难谈及。
作家倘若想要赢得思想的自由，除了沉默便是逃亡。而诉诸言语的作家，如果长时间无言，也如同自杀。逃避自杀与封杀，还要发出自己个人的声音的作家不能不逃亡。回顾文学史，从东方到西方莫不如此，从屈原到但丁，到乔伊斯，到托马斯．曼，到索忍尼辛，到一九八九年后中国知识分子成批的流亡，这也是诗人和作家还要保持自己的声音而不可避免的命运。
在毛泽东实施全面专政的那些年代里，却连逃亡也不可能。曾经蔽护过封建时代文人的山林寺庙悉尽扫荡，私下偷偷写作得冒生命危险。一个人如果还想保持独立思考，只能自言自语，而且得十分隐秘。我应该说，正是在文学做不得的时候我才充分认识到其所以必要，是文学让人还保持人的意识。
自言自语可以说是文学的起点，藉语言而交流则在其次。人把感受与思考注入到语言中，通过书写而诉诸文字，成为文学。当其时，没有任何功利的考虑，甚至想不到有朝一日能得以发表，却还要写，也因为从这书写中就已经得到快感，获得补偿，有所慰藉。我的长篇小说《灵山》正是在我的那些已严守自我审查的作品却还遭到查禁之时著手的，纯然为了排遣内心的寂寞，为自己而写，并不指望有可能发表。
回顾我的写作经历，可以说，文学就其根本乃是人对自身价值的确认，书写其时便已得到肯定。文学首先诞生于作者自我满足的需要，有无社会效应则是作品完成之后的事，再说，这效应如何也不取决于作者的意愿。
文学史上不少传世不朽的大作，作家生前都未曾得以发表，如果不在写作之时从中就已得到对自己的确认，又如何写得下去？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小说《西游记》、《水浒传》、《金瓶梅》和《红楼梦》的作者，这四大才子的生平如今同莎士比亚一样尚难查考，只留下了施耐庵的一篇自述，要不是如他所说，聊以自慰，又如何能将毕生的精力投入生前无偿的那宏篇钜制？现代小说的发端者卡夫卡和二十世纪最深沉的诗人费尔南多．毕索瓦不也如此？他们诉诸语言并非旨在改造这个世界，而且深知个人无能为力却还言说，这便是语言拥有的魅力。
为什么《三国演义》被《金瓶梅》取代了？我要去读金瓶梅。 -- Claire
语言乃是人类文明最上乘的结晶，它如此精微，如此难以把握，如此透彻，又如此无孔不入，穿透人的感知，把人这感知的主体同对世界的认识联系起来。通过书写留下的文字又如此奇妙，令一个个孤立的个人，即使是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时代的人，也能得以沟通。文学书写和阅读的现时性同它拥有的永恒的精神价值也就这样联系在一起。
我以为，现今一个作家刻意强调某一种民族文化总也有点可疑。就我的出生、使用的语言而言，中国的文化传统自然在我身上，而文化又总同语言密切相关，从而形成感知、思维和表述的某种较为稳定的特殊方式。但作家的创造性恰恰在这种语言说过了的地方方才开始，在这种语言尚未充分表述之处加以诉说。作为语言艺术的创造者没有必要给自己贴上个现成的一眼可辨认的民族标签。
文学作品之超越国界，通过翻译又超越语种，进而越过地域和历史形成的某些特定的社会习俗和人际关系，深深透出的人性乃是人类普遍相通的。再说，一个当今的作家，谁都受过本民族文化之外的多重文化的影响，强调民族文化的特色如果不是出于旅游业广告的考虑，不免令人生疑。
Literature transcends national boundaries — through translations it transcends languages and then specific social customs and inter-human relationships created by geographical location and history — to make profound revelations about the universality of human nature. Furthermore, the writer today receives multicultural influences outside the culture of his own race so, unless it is to promote tourism, emphasising the cultural features of a people is inevitably suspect.
文学之超越意识形态，超越国界，也超越民族意识，如同个人的存在原本超越这样或那样的主义，人的生存状态总也大于对生存的论说与思辨。文学是对人的生存困境的普遍关照，没有禁忌。对文学的限定总来自文学之外，政治的，社会的，伦理的，习俗的，都企图把文学裁剪到各种框架里，好作为一种装饰。
Literature transcends ideology, national boundaries and racial consciousness in the same way as the individual’s existence basically transcends this or that -ism. This is because man’s existential condition is superior to any theories or speculations about life. Literature is a universal observation on the dilemmas of human existence and nothing is taboo. Restrictions on literature are always externally imposed: politics, society, ethics and customs set out to tailor literature into decorations for their various frameworks.
然而，文学既非权力的点缀，也非社会时尚的某种风雅，自有其价值判断，也即审美。同人的情感息息相关的审美是文学作品唯一不可免除的判断。诚然，这种判断也因人而异，也因为人的情感总出自不同的个人。然而，这种主观的审美判断又确有普遍可以认同的标准，人们通过文学薰陶而形成的鉴赏力，从阅读中重新体会到作者注入的诗意与美，崇高与可笑，悲悯与怪诞，与幽默与嘲讽，凡此种种。
而诗意并非只来自抒情。作家无节制的自恋是一种幼稚病，诚然，初学写作时，人人难免。再说，抒情也有许许多多的层次，更高的境界不如冷眼静观。诗意便隐藏在这有距离的观注中。而这观注的目光如果也审视作家本人，同样凌驾于书中的人物和作者之上，成为作家的第三只眼，一个尽可能中性的目光，那么灾难与人世的垃圾便也经得起端详，在勾起痛苦、厌恶与恶心的同时，也唤醒悲悯、对生命的爱惜与眷恋之情。
Poetic feeling does not derive simply from the expression of the emotions nevertheless unbridled egotism, a form of infantilism, is difficult to avoid in the early stages of writing. Also, there are numerous levels of emotional expression and to reach higher levels requires cold detachment. Poetry is concealed in the distanced gaze. Furthermore, if this gaze also examines the person of the author and overarches both the characters of the book and the author to become the author’s third eye, one that is as neutral as possible, the disasters and the refuse of the human world will all be worthy of scrutiny. Then as feelings of pain, hatred and abhorrence are aroused so too are feelings of concern and love for life.
植根于人的情感的审美恐怕是不会过时的，虽然文学如同艺术，时髦年年在变。然而，文学的价值判断同时尚的区别就在于后者唯新是好，这也是市场的普遍运作的机制，书市也不例外。而作家的审美判断倘若也追随市场的行情，则无异于文学的自杀。尤其是现今这个号称消费的社会，我以为恰恰得诉诸一种冷的文学。
十年前，我结束费时七年写成的《灵山》之后，写了一篇短文，就主张这样一种文学：
「文学原本同政治无关，只是纯然个人的事情，一番观察，一种对经验的回顾，一些臆想和种种感受，某种心态的表达，兼以对思考的满足。」
"Literature is not concerned with politics but is purely a matter of the individual. It is the gratification of the intellect together with an observation, a review of what has been experienced, reminiscences and feelings or the portrayal of a state of mind."
「所谓作家，无非是一个人自己在说话，在写作，他人可听可不听，可读可不读，作家既不是为民请命的英雄，也不值得作为偶像来崇拜，更不是罪人或民众的敌人，之所以有时竟跟著作品受难，只因为是他人的需要。当权势需要制造几个敌人来转移民众注意力的时候，作家便成为一种牺牲品。而更为不幸的是，弄晕了的作家竟也以为当祭品是一大光荣。」
「其实，作家同读者的关系无非是精神上的一种交流，彼此不必见面，不必交往，只通过作品得以沟通。文学作为人类活动尚免除不了的一种行为，读与写双方都自觉自愿。因此，文学对于大众不负有甚么义务。」
「这种恢复了本性的文学，不妨称之为冷的文学。它所以存在仅仅是人类在追求物欲满足之外的一种纯粹的精神活动。这种文学自然并非始于今日，只不过以往主要得抵制政治势力和社会习俗的压迫，现今还要对抗这消费社会商品价值观的浸淫，求其生存，首先得自甘寂寞。
"This sort of literature that has recovered its innate character can be called cold literature. It exists simply because humankind seeks a purely spiritual activity beyond the gratification of material desires. This sort of literature of course did not come into being today. However, whereas in the past it mainly had to fight oppressive political forces and social customs, today it has to do battle with the subversive commercial values of consumerist society. For it to exist depends on a willingness to endure the loneliness."
「作家倘从事这种写作，显然难以为生，不得不在写作之外另谋生计，因此，这种文学的写作，不能不说是一种奢侈，一种纯然精神上的满足。这种冷的文学能有幸出版而流传在世，只靠作者和他们的朋友的努力。曹雪芹和卡夫卡都是这样的例子。他们的作品生前甚至都未能出版，更别说造成甚么文学运动，或成为社会的明星。这类作家生活在社会的边缘和夹缝里，埋头从事这种当时并不指望报偿的精神活动，不求社会的认可，只自得其乐。」
「冷的文学是一种逃亡而求其生存的文学，是一种不让社会扼杀而求得精神上自救的文学，一个民族倘竟容不下这样一种非功利的文学，不仅是作家的不幸，也该是这个民族的悲哀。」
"Cold literature is literature that will flee in order to survive, it is literature that refuses to be strangled by society in its quest for spiritual salvation. If a race cannot accommodate this sort of non-utilitarian literature it is not merely a misfortune for the writer but a tragedy for the race."
我居然在有生之年，有幸得到瑞典文学院给予的这巨大的荣誉与奖赏，这也得力于我在世界各地的朋友们多年来不计报酬，不辞辛苦，翻译、出版、演出和评介我的作品，在此我就不一一致谢了，因为这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名单。
我还应该感谢的是法国接纳了我，在这个以文学与艺术为荣的国家，我既赢得了自由创作的条件，也有我的读者和观众。我有幸并非那么孤单，虽然从事的是一种相当孤独的写作。
我在这里还要说的是，生活并不是庆典，这世界也并不都像一百八十年来未有过战争如此和平的瑞典，新来临的这世纪并没有因为经历过上世纪的那许多浩劫就此免疫。记忆无法像生物的基因那样可以遗传。拥有智能的人类并不聪明到足以吸取教训，人的智能甚至有可能恶性发作而危及到人自身的存在。
人类并非一定从进步走向进步。历史，这里我不得不说到人类的文明史，文明并非是递进的。从欧洲中世纪的停滞到亚洲大陆近代的衰败与混乱乃至二十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杀人的手段也越来越高明，并不随同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就一定更趋文明。
以一种科学主义来解释历史，或是以建立在虚幻的辩证法上的历史观来演绎，都未能说明人的行为。这一个多世纪以来对乌托邦的狂热和不断革命如今都尘埃落地，得以幸存的人难道不觉得苦涩？
否定的否定并不一定达到肯定，革命并不就带来建树，对新世界的乌托邦以铲除旧世界作为前提，这种社会革命论也同样施加于文学，把这本是创造的园地变为战场，打倒前人，践踏文化传统，一切从零开始，唯新是好，文学的历史也被诠释为不断的颠覆。
The denial of a denial does not necessarily result in an affirmation. Revolution did not merely bring in new things because the new utopian world was premised on the destruction of the old. This theory of social revolution was similarly applied to literature and turned what had once been a realm of creativity into a battlefield in which earlier people were overthrown and cultural traditions were trampled upon. Everything had to start from zero, modernisation was good, and the history of literature too was interpreted as a continuing upheaval.
作家其实承担不了创世主的角色，也别自我膨胀为基督，弄得自己精神错乱变成狂人，也把现世变成幻觉，身外全成了炼狱，自然活不下去的。他人固然是地狱，这自我如果失控，何尝不也如此？弄得自己为未来当了祭品且不说，也要别人跟著牺牲。
The writer cannot fill the role of the Creator so there is no need for him to inflate his ego by thinking that he is God. This will not only bring about psychological dysfunction and turn him into a madman but will also transform the world into a hallucination in which everything external to his own body is purgatory and naturally he cannot go on living. Others are clearly hell: presumably it is like this when the self loses control. Needless to say he will turn himself into a sacrifice for the future and also demand that others follow suit in sacrificing themselves.
这二十世纪的历史不必匆匆去作结论，倘若还陷入在某种意识形态的框架的废墟里，这历史也是白写的，后人自会修正。
作家也不是预言家，要紧的是活在当下，解除骗局，丢掉妄想，看清此时此刻，同时也审视自我。自我也一片混沌，在质疑这世界与他人的同时，不妨也回顾自己。灾难和压迫固然通常来自身外，而人自己的怯懦与慌乱也会加深痛苦，并给他人造成不幸。
The writer is also not a prophet. What is important is to live in the present, to stop being hoodwinked, to cast off delusions, to look clearly at this moment of time and at the same time to scrutinise the self. This self too is total chaos and while questioning the world and others one may as well look back at one’s self. Disaster and oppression do usually come from another but man’s cowardice and anxiety can often intensify the suffering and furthermore create misfortune for others.
人类的行为如此费解，人对自身的认知尚难得清明，文学则不过是人对自身的观注，观审其时，多少萌发出一缕照亮自身的意识。
文学并不旨在颠覆，而贵在发现和揭示鲜为人知或知之不多，或以为知道而其实不甚了了的这人世的真相。真实恐怕是文学颠扑不破的最基本的品格。
To subvert is not the aim of literature, its value lies in discovering and revealing what is rarely known, little known, thought to be known but in fact not very well known of the truth of the human world. It would seem that truth is the unassailable and most basic quality of literature.
这新世纪业已来临，新不新先不去说，文学革命和革命文学随同意识形态的崩溃大抵该结束了。笼罩了一个多世纪的社会乌托邦的幻影已烟消云散，文学摆脱掉这样或那样的主义的束缚之后，还得回到人的生存困境上来，而人类生存的这基本困境并没有多大改变，也依然是文学永恒的主题。
这是个没有预言没有许诺的时代，我以为这倒不坏。作家作为先知和裁判的角色也该结束了，上一个世纪那许许多多的预言都成了骗局。对未来与其再去制造新的迷信，不如拭目以待。作家也不如回到见证人的地位，尽可能呈现真实。
这并非说要文学等同于纪实。要知道，实录证词提供的事实如此之少，并且往往掩盖住酿成事件的原因和动机。而文学触及到真实的时候，从人的内心到事件的过程都能揭示无遗，这便是文学拥有的力量，如果作家如此这般去展示人生存的真实状况而不胡编乱造的话。
作家把握真实的洞察力决定作品品格的高低，这是文字游戏和写作技巧无法替代的。诚然，何谓真实也众说纷纭，而触及真实的方法也因人而异，但作家对人生的众生相是粉饰还是直陈无遗，却一眼便可看出。把真实与否变成对词义的思辨，不过是某种意识形态下的某种文学批评的事，这一类的原则和教条同文学创作并没有多大关系。
It is a writer’s insights in grasping truth that determine the quality of a work, and word games or writing techniques cannot serve as substitutes. Indeed, there are numerous definitions of truth and how it is dealt with varies from person to person but it can be seen at a glance whether a writer is embellishing human phenomena or making a full and honest portrayal. The literary criticism of a certain ideology turned truth and untruth into semantic analysis, but such principles and tenets are of little relevance in literary creation.
对作家来说，面对真实与否，不仅仅是个创作方法的问题，同写作的态度也密切相关。笔下是否真实同时也意味下笔是否真诚，在这里，真实不仅仅是文学的价值判断，也同时具有伦理的涵义。作家并不承担道德教化的使命，既将大千世界各色人等悉尽展示，同时也将自我袒裎无遗，连人内心的隐秘也如是呈现，真实之于文学，对作家来说，几乎等同于伦理，而且是文学至高无上的伦理。
However whether or not the writer confronts truth is not just an issue of creative methodology, it is closely linked to his attitude towards writing. Truth when the pen is taken up at the same time implies that one is sincere after one puts down the pen. Here truth is not simply an evaluation of literature but at the same time has ethical connotations. It is not the writer’s duty to preach morality and while striving to portray various people in the world he also unscrupulously exposes his self, even the secrets of his inner mind. For the writer truth in literature approximates ethics, it is the ultimate ethics of literature.
那怕是文学的虚构，在写作态度严肃的作家手下，也照样以呈现人生的真实为前提，这也是古往今来那些不朽之作的生命力所在。正因为如此，希腊悲剧和莎士比亚永远也不会过时。
文学并不只是对现实的摹写，它切入现实的表层，深深触及到现实的底蕴；它揭开假象，又高高凌驾于日常的表象之上，以宏观的视野来显示事态的来龙去脉。
Literature does not simply make a replica of reality but penetrates the surface layers and reaches deep into the inner workings of reality; it removes false illusions, looks down from great heights at ordinary happenings, and with a broad perspective reveals happenings in their entirety.
当然，文学也诉诸想像。然而，这种精神之旅并非胡说八道，脱离真实感受的想像，离开生活经验的根据去虚构，只能落得苍白无力。作者自己都不信服的作品也肯定打动不了读者。诚然，文学并非只诉诸日常生活的经验，作家也并不囿于亲身的经历，耳闻目睹以及在前人的文学作品中已经陈述过的，通过语言的载体也能化为自己的感受，这也是文学语言的魅力。
如同咒语与祝福，语言拥有令人身心震荡的力量，语言的艺术便在于陈述者能把自己的感受传达给他人，而不仅仅是一种符号系统、一种语义建构，仅仅以语法结构而自行满足。如果忘了语言背后那说话的活人，对语义的演绎很容易变成智力游戏。
As with a curse or a blessing language has the power to stir body and mind. The art of language lies in the presenter being able to convey his feelings to others, it is not some sign system or semantic structure requiring nothing more than grammatical structures. If the living person behind language is forgotten, semantic expositions easily turn into games of the intellect.
语言不只是概念与观念的载体，同时还触动感觉和直觉，这也是符号和信息无法取代活人的言语的缘故。在说出的词语的背后，说话人的意愿与动机，声调与情绪，仅仅靠词义与修辞是无法尽言的。文学语言的涵义得由活人出声说出来才充分得以体现，因而也诉诸听觉，不只以作为思维的工具而自行完成。人之需要语言也不仅仅是传达意义，同时是对自身存在的倾听和确认。
这里，不妨借用笛卡儿的话，对作家而言，也可以说：我表述故我在。而作家这我，可以是作家本人，或等同于叙述者，或变成书中的人物，既可以是他，也可以是你，这叙述者主体又一分为三。主语人称的确定是表达感知的起点，由此而形成不同的叙述方式。作家是在找寻他独特的叙述方式的过程中实现他的感知。
我在小说中，以人称来取代通常的人物，又以我、你、他这样不同的人称来陈述或关注同一个主人公。而同一个人物用不同的人称来表述，造成的距离感也给演员的表演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内心的空间，我把不同人称的转换也引入到剧作法中。
小说或戏剧作品都没有也不可能写完，轻而易举去宣布某种文学和艺术样式的死亡也是一种虚妄。
与人类文明同时诞生的语言有如生命，如此奇妙，拥有的表现力也没有穷尽，作家的工作就在于发现并开拓这语言蕴藏的潜能。作家不是造物主，他既铲除不了这个世界，那怕这世界已如此陈旧。他也无力建立甚么新的理想的世界，那怕这现实世界如此怪诞而非人的智力可以理解，但他确实可以多多少少作出些新鲜的表述，在前人说过的地方还有可说的，或是在前人说完了的地方才开始说。
对文学的颠覆是一种文学革命的空话。文学没有死亡，作家也是打不倒的。每一个作家在书架上都有他的位置，只要还有读者来阅读，他就活了。一个作家如果能在人类已如此丰盛的文学库存里留得下一本日后还可读的书该是莫大的慰藉。
然而，文学，不论就作者的写作而言，还是就读者阅读而言，都只在此时此刻得以实现，并从中得趣。为未来写作如果不是故作姿态，也是自欺欺人。文学为的是生者，而且是对生者这当下的肯定。这永恒的当下，对个体生命的确认，才是文学之为文学而不可动摇的理由，如果要为这偌大的自在也寻求一个理由的话。
不把写作作为谋生的手段的时候，或是写得得趣而忘了为甚么写作和为谁写作之时，这写作才变得充分必要，非写不可，文学便应运而生。文学如此非功利，正是文学的本性。文学写作变成一种职业是现代社会的分工并不美妙的结果，对作家来说，是个十足的苦果。
尤其是现今面临的这时代，市场经济已无孔不入，书籍也成了商品。面对无边无际盲目的市场，别说孤零零一个作家，以往文学派别的结社和运动也无立足之地。作家要不屈从于市场的压力，不落到制作文化产品的起步以满足时兴的口味而写作的话，不得不自谋生路。文学并非是畅销书和排行榜，而影视传媒推崇的与其说是作家，不如说作的是广告。写作的自由既不是恩赐的，也买不来，而首先来自作家自己内心的需要。
说佛在你心中，不如说自由在心中，就看你用不用。你如果拿自由去换取别的甚么，自由这鸟儿就飞了，这就是自由的代价。
Instead of saying that Buddha is in the heart it would be better to say that freedom is in the heart and it simply depends on whether one makes use of it. If one exchanges freedom for something else then the bird that is freedom will fly off, for this is the cost of freedom.
作家所以不计报酬还写自己要写的，不仅是对自身的肯定，自然也是对社会的某种挑战。但这种挑战不是故作姿态，作家不必自我膨胀为英雄或斗士，再说英雄或斗士所以奋斗不是为了一个伟大的事业，便是要建立一番功勋，那都是文学作品之外的事情。作家如果对社会也有所挑战，不过是一番言语，而且得寄托在他作品的人物和情境中，否则只能有损于文学。文学并非愤怒的呐喊，而且还不能把个人的愤慨变成控诉。作家个人的情感只有化解在作品中而成为文学，才经得起时间的损耗，长久活下去。
因而，作家对社会的挑战不如说是作品在挑战。能经久不朽的作品当然是对作者所处的时代和社会一个有力的回答。其人其事的喧嚣已荡然无存，唯有这作品中的声音还呼之即出，只要有读者还读的话。
诚然，这种挑战改变不了社会，只不过是个人企图超越社会生态的一般限定，作出的一个并不起眼的姿态，但毕竟是多多少少不寻常的姿态，这也是做人的一点骄傲。人类的历史如果只由那不可知的规律左右，盲目的潮流来来去去，而听不到个人有些异样的声音，不免令人悲哀。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正是对历史的补充。历史那巨大的规律不由分说施加于人之时，人也得留下自己的声音。人类不只有历史，也还留下了文学，这也是虚枉的人却也还保留的一点必要的自信。
Indeed such a challenge cannot transform society. It is merely an individual aspiring to transcend the limitations of the social ecology and taking a very inconspicuous stance. However this is by no means an ordinary stance for it is one that takes pride in being human. It would be sad if human history is only manipulated by the unknowable laws and moves blindly with the current so that the different voices of individuals cannot be heard. It is in this sense that literature fills in the gaps of history. When the great laws of history are not used to explain humankind it will be possible for people to leave behind their own voices. History is not all that humankind possesses, there is also the legacy of literature. In literature the people are inventions but they retain an essential belief in their own self-worth.
尊敬的院士们，我感谢你们把诺贝尔这奖给了文学，给了不回避人类的苦难，不回避政治压迫而又不为政治效劳独立不移的文学。我感谢你们把这最有声誉的奖赏给了远离市场的炒作不受注意却值得一读的作品。同时，我也感谢瑞典文学院让我登上这举世注目的讲坛，听我这一席话，让一个脆弱的个人面对世界发出这一番通常未必能在公众传媒上听得到的微弱而不中听的声音。然而，我想，这大抵正是这诺贝尔文学奖的宗旨。谢谢诸位给我这样一个机会。
Tuesday, April 7, 2009
California failed, but Iowa&Vermont stood up
Breaking News Alert
The New York Times
Tuesday, April 7, 2009 -- 11:35 AM 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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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mont Legalizes Gay Marriage
The Legislature on Tuesday voted to override the veto by Gov.
Jim Douglas of a bill allowing gays and lesbians to marry.
The New York Times
Tuesday, April 7, 2009 -- 11:35 AM 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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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mont Legalizes Gay Marriage
The Legislature on Tuesday voted to override the veto by Gov.
Jim Douglas of a bill allowing gays and lesbians to marry.
Monday, April 6, 2009
New Home
There are 2 things to celebrate:1. Yuan is going to stay at LA.
2. I'm moving from USC to westside of LA.
Whenever there comes some change, I always feel excited, so do I right now. -_-b
Yuan is going to work at Santa Monica in the next few months. And I almost finished my course work (probably?). I was thinking about moving to Culver City which is close to ISI and has a better neighborhood, but postponed it since I don't wanna live alone. I never expected that Yuan (coolest girl I've met) is going to move to the westside of LA with me, haha, perfect~~ We can finally enjoy the nice part of LA now.. lol
I'm so looking forward to my coming new home and new life~~ ^@@^
Thursday, April 2, 2009
Sweden passes same-sex marriage law
(CNN) -- Sweden's parliament on Wednesday approved same-sex marriage legislation, according to the parliament's Web site.
Previously, two people of the same sex could register their partnership, but with this vote, sex will no longer matter when two people want to get married.
The new "sex-neutral" law will take effect on May 1.
Couples who already had a registered partnership can now either stay in that union or transform it into a marriage if they wish, the Web site said.
The "yes" votes numbered 261, while 22 members of parliament voted "no" and 16 chose not to vote.
The Christian Democrats was the only party opposed to the new law.
"Unfortunately this is not an April Fool's Day joke, this is reality," Yvonne Andersson, member of the Swedish parliament for the Christian Democrats, wrote on the party's Web site following the vote.
The party had instead proposed a law that would remove the word "marriage" from Swedish law and replace it with a legally binding union between two persons, thus separating it from the Christian ceremony that the church conducts.
Asa Regner, 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Swedish Association for Sexuality Education, told CNN that Wednesday's vote meant a very important change in Swedish law.
"This was the last area where same sex couples were treated differently," she said.
Previously, two people of the same sex could register their partnership, but with this vote, sex will no longer matter when two people want to get married.
The new "sex-neutral" law will take effect on May 1.
Couples who already had a registered partnership can now either stay in that union or transform it into a marriage if they wish, the Web site said.
The "yes" votes numbered 261, while 22 members of parliament voted "no" and 16 chose not to vote.
The Christian Democrats was the only party opposed to the new law.
"Unfortunately this is not an April Fool's Day joke, this is reality," Yvonne Andersson, member of the Swedish parliament for the Christian Democrats, wrote on the party's Web site following the vote.
The party had instead proposed a law that would remove the word "marriage" from Swedish law and replace it with a legally binding union between two persons, thus separating it from the Christian ceremony that the church conducts.
Asa Regner, 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Swedish Association for Sexuality Education, told CNN that Wednesday's vote meant a very important change in Swedish law.
"This was the last area where same sex couples were treated differently," she said.
Wednesday, April 1, 2009
Internet Issues - from ISOC
http://www.isoc.org/internet/issues/
Internet Governance
The Internet Society has been engaged in ongoing efforts to create a clear roadmap for discussions of how the Internet should be managed. Our recent effort has included participation in the Internet Governance Forum (IGF) 'Stock Taking' exercise in Athens Greece where ISOC pushed four central concepts: "openness, diversity, security and access." Read more...
User-Centric Internet
How might one envision the future of the Internet? One way is to think of the Internet built around the needs of the individual citizen of the Net. Read more...
Internet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Expanding the Internet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is a complex task. The ISOC Fellowship to the IETF is bridging that gap by connecting promising engineers to the greater Internet community. Read more...
Internet Exchange Points (IXPs)
Internet Exchange Points (IXPs) keep Internet traffic local, improve the quality of Internet services, provide resilience in domestic infrastructure, and reduce costs. IXPs are also growing in importance as critical infrastructures. Read more...
The Domain Name System
The Domain Name System (DNS) enables networks on the Internet to use globally unique names. This creates a "human" environment, where people can use easy-to-remember names for things like web pages and mailboxes, rather than long numbers or codes. Read more: Policy materials | Educational materials
See also our Educational material on DNS Security (DNSSEC).
Innovation
The Internet has spurred innovation in an unprecedented way. Whether it is in the areas of technological change, social networking, content generation, economic development, or delivery of services — to mention just a few — the Internet continues to allow and encourage users to innovate in ways only limited by their imagination. Read more...
Intellectual Property
The emergence of the Internet has forced legislators, intellectual property holders, and activists to rethink the way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s should operate in a modern networked society. Read more...
IP Addressing
Internet Protocol (IP) addresses are unique numeric identifiers that are needed by every device that connects to the Internet. The are a shared common resource that must be managed carefully to ensure the continued growth and stability of the Internet. Most of the Internet is currently addressed with IP version 4 (IPv4) addresses. Read more: Policy materials | Educational materials
See also our Education materials on Routing, ASNs, and BGP and other TCP/IP related issues.
IPv6
IPv6 is the next generation IP address, offering vastly more unique addresses than are possible under IPv4. IPv6 has been available and used for many years, but levels of deployment and understanding remain relatively low. Read more...
Multilinguism
The domain name system (DNS) was originally developed using the ASCII character set, employing only Roman characters and a limited number of symbols. With the global growth of the Internet, there have been increasing calls for "internationalized domain names" (IDNs), particularly support for other character sets in the top level of the DNS. Read more: Policy materials | Educational materials
Privacy
Much of the discussion related to data protection and privacy revolves around issues related to the WHOIS databases. These databases are used to register information about about Internet resources (such as domain names, IP addresses, and related resources). Read more...
Security
ISOC believes the Internet is for everyone and is committed to promoting the Internet's development, stability, and security. Malicious activities, such as denial of service attacks, spam, viruses, phishing scams, and other fraudulent activities, abuse the freedoms of the Internet. Read more...
See also our Educational material on DNS Security (DNSSEC).
Spam
Spam has grown to be a major concern for Internet users and policy makers not only congesting networks and disseminating viruses and fraudulent messages, but also undermining trust in the Internet and the digital economy. Read more...
Standardisation
The use of standard technologies and protocols is on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reasons for the successful growth of the Internet. In fact the Internet itself, rather than being a single entity, is a vast network of networks, comprising many different sorts of devices, designs, and purposes. Standards are what bring this all together and allow end-to-end operation. Read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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