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ursday, June 18, 2009

我们时代的精神困境——关于信仰问题的对话(上)

好文,非常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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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时代的精神困境——关于信仰问题的对话(上)

摩罗 尹振球 余杰 任不寐


  信仰的饥渴正在折磨着我们,一切危机中最根本的危机就是信仰危机

  摩罗:不少朋友已经感到,信仰的饥渴正在折磨着我们。正是这种饥渴感使
得我们内心渐渐萌发了寻找信仰的愿望。我前几年老是说要寻找精神资源,实际
上就是自己在精神上感到虚弱,希望找一个比我们通常接触到的文化更加深层的
东西来支撑自己,但老找不到。在那个状态下迷茫了几年,然后来接触到几个对
宗教信仰比较关注的朋友,我觉得非常有教益。再后来,我觉得很多读书人在这
方面有比较明确的感觉,觉得现在存在一个信仰缺乏的问题。因为我们单纯地谈
论社会问题、经济问题、文化问题、政治问题,谈着谈着就会发现,问题本身已
经消解了,回到了一个宿命的状态。好像只有引入信仰问题才能使那些问题重新
具有深入讨论的可能性。我觉得就连普通大学生都感觉到信仰的缺失。在这样一
种情况下,我们来提出这个问题就显得非常及时。

  至于怎样谈论,我看至少两种谈法。一个是,信仰总是跟一个个具体的生命
紧密相连的。我觉得我们是不是从个体精神需要的角度谈一下我们每个人是怎样
接触到这个问题的。这是就每个人怎样与信仰发生关联来谈。另一方面是,我们
作为一个读书人,对本民族精神文化是怎样理解的。我们民族文化缺乏信仰这种
东西,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谈谈为什么会缺乏信仰,在这么一种土壤之中要引进
信仰问题,究竟可行性怎样。此外还有忏悔问题,这两年不断有人提。最近,余
杰跟余秋雨还有一场笔墨官司,使得忏悔问题更加引人注目。忏悔问题也是信仰
里面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尹振球:我觉得一开始应该谈一谈我们为什么要提出信仰问题。刚才摩罗谈
到信仰首先是个体的精神出路问题,这当然是对的。但是,它又不仅仅只是个体
生命存在的问题,它关系到我们整个民族的生活,从政治、经济、文化到共同体
的性质等等。今天,在这样一个世界文明的格局当中,在这个国际大家庭里,中
华民族到底在什么意义上继续存在下去,中国处于一个什么位置,这些问题在我
看来都与信仰问题紧密相连。今天我们的信仰问题已经危机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这个尤为重要,我们首先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完全可以说,中华民族今天已经是处在整个世界文明发展的主潮之外。我们
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艺术生活、道德伦理生活、个体的内心生活等等,
问题都极为严重。就文化艺术生活来说,今天最引人注目的倾向就是“歌德”、
复古与矫情。完全无视、回避现实的苦难和危机,以一种大无畏的勇气放声高歌
太平盛世,如此麻木,如此无耻,真是少有。在弘扬传统文化的旗帜之下,各种
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纷纷登场、络绎不绝,甚至就连封建王朝都唾弃的垃圾如《
飞燕外传》者流都被我们的艺术家奉若至宝,大投入、大场面、大制作,搬上屏
幕。当然,弘扬的主要目标是明君良吏、忠臣孝子、烈女义士、贞妇顺民,你方
唱罢我登场。古典名著被大张旗鼓地搬上屏幕,实际上是搬一部死一部,传统文

化那种官本位、等级制、血腥弥漫、极端缺乏人道精神的本质暴露无遗。每年元
旦的国家新年晚会都是京剧晚会。那种抱残守缺、死不松手、一条道走到黑的执
拗、变态,真是这个民族的大不幸!而所谓精英文化圈与娱乐圈,要么是无病呻
吟的矫情,要么是低级无聊的搞笑。整个文化艺术生活的这种凋败与反常,不仅
充分反映出这个民族精神想象力与精神创造力的极度匮乏,而且也显示了民族精
神深处的病症。

  余杰:我插一句,我发现,凡是伟大的文学,必然与探索宗教信仰问题有深
刻的关系。俄罗斯的两大文豪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就不必说了,二十世纪
两位与诺贝尔文学奖关系密切的中国作家也是如此。一位是与诺贝尔文学奖擦肩
而过的沈从文,另一位是今年刚刚获奖的高行健。他们都是在对以中原文化、黄
河文化为主流的中国文化深深失望的基础上,开始了对另一种表面上看野蛮的、
骨子里却充满灵性和生命力的文化寻觅。他们都是走向中国的西南部,在对边缘
地区的亚文化圈和少数民族的原始文化、原始宗教的挖掘中,企图发现另外的文
明形态和生存方式。这种文明形态和生存方式比衰朽的主流文化更加人性、人道
,也更加温暖、和谐。他们比普通人更为敏锐地感受到了大厦即将坍塌。因此,
无论是《边城》还是《灵山》,在我看来都是一曲挽歌。

  文学家只能表达他们的切身感受,他们不可能承担救世的使命。但是,在今
天文化危机极其深重的时刻,人文知识分子至少应当为全社会彰显一道伦理底线


  尹振球:今天中国社会伦理道德的沦丧也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就像余杰在
随笔里所说的,很多底线都被突破了。像枪杀无辜平民的警察,恶意虐待学生甚
至能把学生活活打死的老师,对病人的死活完全无动于衷的医生,名为公仆实为
“公贼”的贪官污吏,这类现象已经是层出不穷。我们原来常说,中国人民是勤
劳、勇敢、善良的人民,可是,我们现在经常发现好像不只是某些坏人才干坏事
,比如有很多的地方是成村、成乡、成县的人在造假制假,而且有的做的是伤天
害理、谋财害命的假,像制造假药,制造假酒,明明知道这个不是闹着玩的,是
要让人致残致命的,可是为了一点蝇头小利就不管不顾了!如此猖獗的地下经济
,这与其说是一个经济问题不如说是一个道德伦理问题。今天中国人的道德沦丧
所反映出来的问题,在我看来甚至比政治问题经济问题还要严重。

  当然,更为严重的问题还是今日中国人的内心生活。无论是所谓的上层精英
还是下层百姓,从整体而言,已经丧失了生活的总目标,丧失了生活的真正的理
由;我们只有眼前最直接最功利的一个个具体的生活目标,就是这些目标让我们
像无头苍蝇一样盲目地奔波忙碌;我们没有了判断善恶是非美丑的标准,没有了
追求正义、真理和光明的目标与动力,没有了确立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
、人与自我之间关系的最高准则;实际上,我们已经没有了真正的内心生活,没

有了人之所以成其为人的精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我们的生活出了毛病
,出了真正的根本意义上的毛病;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才对中华文明——走
了五千年走到如今这种状态的中华文明产生了根本性的怀疑。

  我们不能不面对这个现实:我们的生活已经千疮百孔,摇摇欲坠;我们的问
题已经不是局部的,不是偶然的,不是暂时的;我们的根出了问题,我们全部的
生活赖以存在的根出了问题,我们已经丧失了生命存在的根基;我们没有确立所
有目的的那个最高目的,没有确立所有原则的那个最高原则,没有产生所有信念
的那个最高信念,没有确定一切标准的那个终极标准。没有最终的目的,我们怎
么选择具体的人生之路?没有最高的准则,我们怎么确立具体的原则并且义无反
顾地信守不变呢?没有最高的信念,没有终极的标准,我们怎么去判断?怎么去
思想?怎么去行动?——而没有这一切,我们的人生怎么可能不是盲目、虚无、
荒诞的呢?一个社会的成员都是这种人生状态,这个社会怎么可能健康呢?如果
不从根本上去改变这一切,这个民族怎么可能还有希望呢?所以,所有的一切归
为一点,就是我们没有真正的信仰,这是我们今天的万恶之源,万病之根。

  我们今天在这里如此沉重、如此郑重地提出信仰问题,真正的原因就在这里
。我觉得,我们分析今天中国的社会问题,探讨它的出路,都要从这里出发。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始终不明白:中国为什么就这么难?在全世界早已是“
不证自明”的常识为什么在我们这里还是碰都不能碰的禁区?中华民族为什么会
被世界政治生活的主流完全抛开?自近代以来,为摆脱这种黑暗与贫穷,人们舍
命以求,一百多年了,其结果却是这样,为什么?现在我们应该从这里去思考这
个问题了。我觉得,我们从来就没有在信仰上为民主政体的产生奠定一个必不可
少的基础。不仅是现在,而是五千年来我们的文化一直就没有奠定这样一个基础
。专制王权为什么会在中国长期延续?为什么人们总是以一个新的王权代替旧的
王权?为什么人们从不怀疑王权本身的合法性?为什么人们真的认为某位“真龙
天子”或“人民领袖”与其他所有的人就是不一样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人完全是平等的这种观念就从来没有在根本意义上确立起
来过。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只是在法律意义上的平等。但人在最根本的意义
上为什么是平等的,要有一个最终的答案。因为在实际层面上,人确实是有差异
的,有生理、智力、遗传、成长上的差异,有善恶、美丑、能力大小、成就高低
上的差异。但是怎样才能从根本上确立人与人的平等呢?我觉得这是整个东方文
明,从古埃及、巴比伦到印度、中国,基本上都没有解决的问题。在古希腊,一
开始与东方一样也是专制王权,但是工商业文明形成以后,在工商业经济中富强
起来的贵族和自由民阶层否定国王的特权,希腊出现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非专制
的政体——城邦民主制,确立了公民平等的观念。但是,在这里,妇女、战俘、
异邦人和债务奴隶等是没有公民权的。真正的人与人完全平等的观念是从基督教
产生以后:在唯一的上帝面前,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现代民主政体也是从这里
才开始他真正的孕育和生长。所以今天的中国处在整个世界民主主潮之外,决非
偶然。

  任不寐:为什么提出信仰和忏悔这样的问题,对我来讲不是完全沉思默想或
求真的结果。不可否认,我们的时代出现了精神危机。

  什么是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呢?整个民族精神出现了分裂,一方面是实用理性
或我说的灾民理性,另一方面是并不理性的学术理性。这是两个世界的对话,而
这两个世界都失去了精神上的根基,前者因此丧失了任何精神品质,成为一种动
物哲学。后者或者回归偶像崇拜(新左派),或者出现精神上的自我矮化。

  我这里说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主要谈的是“当代自由主义”的精神缺陷。


  90年代以来,我日益被一种忧郁或恐惧深深地伤害着。我担心,我们时代的
精神状况已经发展到这样一种地步了:我们这些被称为、或自称为民族良知的知
识分子的精神状态,经过90年代整整10年的演变,已经从“跪着造反”(列
宁)之屈辱、之被迫,转化为“能够跪着造反”之“成熟”、之荣光了。

  经济自由化政策为精神自由之成长提供了一个有限的不规则的空间,于是跋
涉过“算账季节”的垂死的思想重新开始滋长,但它必须在给定的“圈内”成长
,成为“病梅”。我所忧惧者有二:第一、混有“官话”的真话客观上被为真话
本身,“病梅”看久了就成了自然,相对真理变为绝对真理。这样一来,一个民
族的道德和理性的高度都会受到制约,在道德和理性上有残疾的人被看作是正常
的人,乃至成为“照亮前途的灯火”。在这方面,也许我们应该警惕“戈倍尔悖
论”(戈倍尔曾说过:混有部分真相的宣传比彻底说谎更有效力),我用这个词
来指这样一种现象:如果说,混有部分真相的谎言比彻底的谎言更可怕,那么,
混有部分谎言的真相可能同样是可怕的,尽管二者的动机完全不同。第二、由于
人类精神的有限性,“跪着的英雄”可能会在葡伏着的群族中想象自己是站着的
英雄,时间一长,他们对自己的想象可能就信以为真了,这是一种精神上的“自
体中毒”现象。这种状况事实上近年经常发作,比如,它可以通过这样一种途径
表现出来:他们将真正站立着倒下的英雄们视为“不成熟”、“不理性”、“不
学术”、“不人性”、“不生活”而加以嘲弄,这种毫无是非意识、只有利害观
念的态度,如果不是为了转化内部良知的追问,可能就是真忘记了自己是跪着的
了。

  这就是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一种精神残疾内化为道德残疾的精神危机,一
种对矮化了的精神世界的习惯。易言之,我们时代的精神是“小于一”(梅尼日
科夫斯基)的。更为重要的是,在对任何自由都不断投置石块的政治实用主义旷
野上,我们不得不为这残疾的自由而努力;而在不断保卫矮化了的精神的同时,
不可能意识到精神矮化本身,而被视为在保卫神圣本身。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于
是陷入了双重危机:一方面是自由的残疾,一方面是残疾的自由。或者,一方面
是道德耻辱,一方面是受难英雄。或者,一方面跪着呐喊,一方面却“天真无罪
”。的确,在某种意义上,我们还没有天真过就成熟了,还没有追求过就放弃了
,并陶醉与这种伪成熟和真放弃。比更差的好,而不是比更好的差,比更假的真
,而不是比更真的假,这种“灾民理性”成为真理、成为自我评价的唯一标准。


  这里我也想谈一谈90年代著名的“《南方周末》现象”,尽管我所说的上
述“精神矮化”问题在“中国经济学”界和高等院校中尤其突出。我知道,就此
问题讨论“《南方周末》现象”可能要冒极大的道义上的风险。因为,我和大多
数人都理解这份报纸在90年代对我们的意义,我曾经这样评价过她:《南方周
末》是90年代的安慰。是的,我们对她应该充满感谢之情。不仅如此,那里的
编辑和记者有我非常敬重的朋友。但是,仅仅出于“学术理性”的目的,我愿冒
这样一种风险(尽管现在我也不确信,我是否应该发表此文,尽管我相信那里的

朋友肯定理解我究竟想说什么)。我之所以把“《南方周末》”称为一种“现象
”,是在“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这一视野下提出来的。无论如何,《南方周末
》属于“圈内作业”。我希望我们在向《南方周末》致敬的同时,永远要记住这
一点,而记住这一点,才能记住我们的耻辱,看清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道德状
况在人类精神谱系上真实的位置。"因为我们是记者",但结论应该是:“所以我
们很耻辱”,而不是“所以我们很神圣”。沈昌文先生说的很好:“我得承认,
我是一个怯懦者,想到而大多不能做到。我当年在编发顾准前辈的文章时,就有
过应当允许‘跪着造反’这念头,但临了还是扣了不敢发,更不用说别的稿件了
。所以,对于《读书》工作的这些年,许多事没有按着列宁的教导认真去做。”
(《南方周末》2000年11月9日版“回忆〈读书〉”)我倒不是鼓励编辑
朋友去冒风险,何况我自己更加怯懦,而是希望当我们自诩“我们是XX”时,
能象沈昌文老先生一样持有一种忏悔的姿态。

  这就是我提出“忏悔理性”的主要根据。精神矮化是被迫的,但比彻底丧失
精神要值得庆幸得多;但问题的另一方面是,我们必须同时记住这种矮化,在神
气活现的时候、在要承担民族良知这个角色的时候,更多的是怀有一颗忏悔之心
。我们已经做的,和我们应该做的,的确像差太远了。我们甚至连最基本的道德
常识都无法坚守。20年来,几件简单的是非事件我们不敢置一词,1999年
,那么简单的善恶问题我们沉默着,甚至不同程度地成为同谋,我们还有什么资
格自称是自由主义者或人道主义者呢?是的,“基本启蒙”是重要的、“首先是
存在”是重要的,这些道理我完全赞同----但同时,我们还要记住,仅仅是“基
本启蒙”是有限的,仅仅是“存在”是耻辱的。“耻辱地存在”,或“忏悔地存
在“,这是克服我们时代的精神危机唯一的道路,由此我们可能拒绝遗忘,使未
来建立在一个真实的历史起点上。

  评论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的时候,我不能自己拎着自己的头皮离开这个时代

。我知道自己是耻辱结构上的一部分,是一个“小于一”的精神实体。小于一而
自认大于一这种虚妄意识,来自人性上的有限性。比如,我每次都为自己能在传
统媒体上发表一篇文章感到兴奋,开始还有一点内疚,久之就完全成为荣耀。对
我来讲,我已经忘记了这是一种乞丐式的自由,而不完全是自由本身。我甚至把
这种有限自由同那些不能有限自由或拒绝有限自由的人相比较,从而陷入一种虚
荣之中。事实上,每次被允许“跪着言说”,不过意味着一次耻辱。我倒不是完
全主张知识界拒绝向任何传统媒体投稿,因为我已经说了,有限自由的存在毕竟
比毫无自由的存在要好的多,我的观点侧重在这里:我仅仅意识到了“自由”却
忘记了“有限”。

  我,一个精神残疾的人,无权提出如此令人反感的结论性的意见。仅仅是为
了面对自己的耻辱,我不得不把话说到极端。我在此也向万能的主祈祷,祈祷主
赐我更多的勇气,以使我能早日超越这时代加诸我心的不堪忍受的耻辱,或者早
日停止我不断加诸这个时代的耻辱。

  我们的境遇、我们当下的这种生存状态“逼迫”我们为精神自由寻找一种出
路,为我们的忏悔意识寻找最后的根基。而忏悔问题,从常识层面上讲,是一个
道德诚实的问题,从根本上说,就是一个信仰问题。

  余杰:刚才尹振球谈了一个也是我非常关注的问题,就是信仰跟民主制度的
关系。半个世纪以来,世界上有几十个国家由非民主国家转型为民主国家。我观
察到,在转型的过程中有一种很有趣的现象,宗教信仰传统深厚的国家,转型相
对而言要容易得多;而缺乏宗教信仰传统的国家,则需要付出更多的鲜血。前者
如俄罗斯、东欧诸国,后者如非洲和拉美某些国家。我认为中国的民主化是必然
的,尽管会有很多曲折。如果在民主化进程中,我们引入以信仰为核心的精神资
源,将使我们少走许多弯路,转型的痛苦降到最低,转型后的建构也将更加迅速


  我们需要有信仰的普通公民,也需要有信仰的政治领袖。一个世纪以来,中
国为什么一直出不了像甘地、马丁·路德·金、曼德拉、哈维尔、金达中这样的
伟大的政治领袖和精神领袖?我看还是因为信仰问题。没有终极信仰的政治最后
必然会沦落为肮脏的交易和血腥的争斗。我前段时间给《亚洲周刊》写了篇文章
,谈南北韩首脑会晤,并由此谈到金大中的民主理念和政治伦理。金大中刚刚获
得年诺贝尔和平奖,他是当之无愧的。不仅在于他推动了韩国的民主化,还在于
他积极与北方和解。我在阅读他的自传时,有一段特别让我感动。金大中被特务
绑架到公海上,塞到麻袋里,并在其手腕上系上一块三四十公斤的铁砣,准备扔
到大海里。这时,基督突然出现在他的眼前,他还没有来得及祷告,基督就出现
了。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金大中心中充溢的不是仇恨、不是绝望,而是基督
和爱。这个情节我在许多文章中反复引用。我相信,当选总统之后,金大中之所
以要与北方和解,除了民族利益之外,更重要的是,他心中那满腔的对北方处于
饥饿中的同胞的爱。一个缺乏爱、缺乏信仰的民族,要想获得民主、自由、公正
,无异于建立空中楼阁。

  摩罗:我觉得中国读书界最需要这种言说,关于信仰,关于爱,关于和平主
义,人道主义。我一看到这方面的文章就觉得无比兴奋,觉得非常亲切和安慰。
可这样的文章在目前的中国实在太少了。

  任不寐讲信仰跟理性不能处于对立状态,这对中国人有一定的提醒意义。我
感到信仰的重要,是自己精神生活出现某种危机,一步一步挣扎着走过来的。在
这走过来的过程中,因为缺乏这种资源,我在民族文化中找不到这种资源,只能
遥想异域的古人,如释迦牟尼怎么样,耶稣怎么样。想到他们我就觉得他们的民
族至少在这个意义上要比我们高一筹。十字架的诞生,信仰的诞生并不是出于某
种狂热。创立宗教的人实际上是对人的弱点、人的有限性有了非常充分的体验以
后,才慢慢地在心里感觉到需要这样的信仰,这样的神,需要这样的佛和上帝。
正因为需要这东西,以后慢慢地在民族精神生活当中就创造出了这样的东西。而
他们对人的有限性,对人的弱点的认知肯定不只是个体生命体验的问题,肯定有
一个对人的存在作理性审视的问题。只有在理性审视的前提下,才可能产生对此
岸世俗生活的否定与超越,然后才有信仰产生,才有宗教产生。被称为当代圣人
的潘尼卡就认为:是上主从虚无中创造了我们,又在信仰的基础上造就了我们的
理性。这句话充分肯定了信仰与理性相互依存的关系。

  中国古代的那些学人尽管也很了不起,但是他们就没有这么一种巨大的理性
力量从根本上来审视人的弱点,人的有限性,以及存在本身的悲剧意味,他们达
不到这样的理性高度来审视。有的人对这些有非常深的体验,比如孔夫子,老是
说没见过有谁像好色那样好仁。他对人性的弱点应该是体验最深的。但是他老是
只能从道德角度批评人性的弱点,并只能从道德角度提出弥补的要求,企图用道
德克服人性的冲动,而不能像异域的圣哲那样从更高的角度来体察人类的有限性
,来悲悯人这个荒谬的存在。尽管他提倡的“仁”是出于对人的爱,但他因为人
们达不到他的要求而给予谴责,实际上就是还不具备真正的大爱之心。所以,在
这种比较之中,我的民族文化自卑感非常强烈,我到现在也摆脱不掉这种自卑感
。中国人为什么就达不到这一步呢,而印度人和希腊人、希伯来人在那么早就那
么透彻,不但对个体生命的有限性有那么透彻的理解,而且对人类作为一个类的
存在的有限性也有这么透彻的理解,对人类花了那么漫长的历史逐步建立起来的
此岸生活和整个存在方式,都有如此冷峻的穿透力。他们一眼就把人类看穿了,
洞悉了人是如何的可悲,如何的可怜。而我们中国人老是没有这种穿透力,对人
的有限性和社会的荒谬只有一般意义上的感叹。比如人面对战争,面对整个社会
政治生活,觉得“离乱人不如安宁之犬”,只停留在发发感慨的程度,不能升华
为更高的东西。这种不能上升可以说是缺乏信仰,同时也是缺乏理性。所以我觉
得中国两样东西同时缺乏,不光是缺乏信仰,在理性上也达不到一个我们从西方
典籍中所感受到的高度。任不寐把我们的文化叫做灾民理性,我觉得真是妙绝了


  我们所面临的不光是建立信仰的问题,还有一个建立理性的问题。在没有理
性的土壤上建立理性这与建立信仰同样艰难,我们必须同时从事建立信仰和建立
理性这两项工作。只有这样才是对我们灵魂的真正的拯救,因为一个健全的灵魂
应该是信仰和理性的完整的整合。没有信仰的人绝对不会有理性。同样,没有理
性的人也绝对不会有信仰。我们今天寻找信仰为什么这么艰难,就因为我们从来
缺乏理性。我们今天寻找理性为什么这么艰难,就因为我们一直缺乏信仰。

  另外,我想强调一句,尽管从人的精神结构来说,每个人都有信仰,但我们
今天谈信仰,肯定是谈先验意义上的、终极意义上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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